摘要：基辛格的《论中国》向我们展现了两种例外论、两种普适观、两种世界秩序观及其差异、冲突与前景。在中国经济复兴之前，例外论从来只有一种，即西方的，英国或美国的，宗教的，传经布道式的。21世纪的头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复兴，催生了另一种例外论，即东方的，中国的，文化的，文明教化式的。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来自于中国文明，来自于中国文明中心论，并且始终受到中国文明中心论的支配和型塑。中国文明从未断绝，在中西文明的两次历史遭遇战中，在中国现代的文明复兴之路上，中国人从未完全丧失维护中国文明历史连续性的高度自信，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关键词：中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 文化普适观 宗教普适观 天下-朝贡体系 帝国-霸权体系

　　在刚刚过去的21世纪头十年，中国在经济上开始复兴，在国际话语权上却依然瘸腿，二者形成的鲜明反差引人深思，“中国观察家们”从不同方向做出了各种解释，莫衷一是，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等“唱衰论”;有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必胜论、发展中大国责任论、中国独秀论等“捧杀论”。而美国外交政策界既有反华仇华的“蓝队”，也有同情理解中国的“红队”。基辛格是其中少数知华的中国通，他的《论中国》[①]与众不同，既论证了中国文明的文化与政治根源，又比较了中国文明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例外论、普世观和世界秩序观上的差异、延续性、历史遭遇以及可能的未来。

　　在中国经济复兴之前，例外论从来只有一种，即西方的，英国或美国的，宗教的，传经布道式的。英国和美国在世界政治意义上开启了西方文明的新纪元。大致而言，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政治体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或追求过如此极具扩张性的霸主地位，有埃及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区域霸主，但并不存在全球意义上的世界霸主。除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撑，英国和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还严重依赖于两个紧密关联的主题：例外论与普世观，它们同时又都是其世界秩序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实力即将重新回归历史常态的大势，催生了另一种例外论，即东方的，中国的，文化的，文明教化式的。美国例外论支撑的是扩张性的宗教普世观，它好为人师、野心勃勃地企图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宗教势力圈，誓言将自己的价值观广布全世界每个角落。中国例外论支撑的是内敛性的文化普世观，它是一种文明中心论，但从不寻求对外武力征服，没有建立任何海外殖民地，从未远涉重洋传播自身文明，它高高在上但不仗势欺人，而是遵循“古有来学、未闻往教”的师道尊严，只在周边地区建立自己的文化势力圈，与此同时，也从来没有完全臣服于任何外来强力，反倒每每将外来力量同化。如果说这种中国文明中心论曾经长期支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那么，在历经百年沧桑、国家重归一统之后，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分别代表的三十年中，这种文明中心论是否还有其历史连续性?

　　换言之，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颜”的革命时代，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改革时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是否还承受着历史的滋养，是否处处渗透并散发着传统的中国文明中心论?两种世界秩序观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遭遇?对于世界秩序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疑问，基辛格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我们自己也许都感到陌生的中国。

一 两种例外论、普世观与世界秩序观

　　如果说基辛格的《论中国》代表了美国人对中国文明的同情式理解的话，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对中国文明历史风光的怀旧，甚至也不是未来重建天下体系的可能性，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完全不知道甚至不少中国人已经遗忘或正在排斥、意欲颠覆的下述事实：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来自于中国文明，来自于中国文明中心论，并且始终受到中国文明中心论的支配和型塑，从未断绝，中国文明中心论的烙印与人类历史上最不为西方人理解的事实同样悠久而深刻。

（一）中国例外论、文化普世观、天下-朝贡体系

　　基辛格确信，中国文明从未断绝。中国例外论建立在中国中心论之上，中国中心论又建立在中国文明中心论之上，因此，中国例外论实际上说的是中国文明中心论。换言之，在基辛格看来，只有理解了中国文明中心论，只有理解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才能理解中国例外论，才能理解中国例外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从未断绝，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成为中国的一条颠扑不破、永恒存在的自然法，中国文明的时间观是一种循环往复而非传统现代的二元时间观。[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央政权并非一世二世、十世百世乃至万世无穷世，但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循环往复，分裂与统一周而复始。中国只需复原、无需创建，统一是常态，分裂是暂时的不正常状态，每当此时，都会有人以天下一统为号，沿袭古老传统，征服竞争对手，重新统一中国，改朝换代，但代代传承中国文明的实质精髓，从而保证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得到维系。秦朝开创了天下大一统的帝国体系，后世每以“暴秦”贬其政，但却无不以恢复天下归一之制为己任，舍此，则无从获得自己的政治正当性。由此，才如白鲁恂(LucianPye)所言，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③]悠久而连续的中国文明就是中国最大的独特性，中国例外论不是来自于自诩“中土之国”、“中央之国”、东亚中心或世界中心，而是来自迄今为止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几千年的古老文明这一最大的事实。

　　其次，中国人对自己悠久而连续的中国文明高度自觉，并且坚信可以在各种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延续中国文明。在现代意义上，中国看起来是西方普世观念的例外，但在文明的历史长河里，只有例外的才有可能成为普世的。悠久连续的中国文明，让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处于绝无仅有的光荣孤立地位，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也许我们要说是在历史上)长期浸淫在中国的独特性当中，习以为常，他们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中国不是、不仅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中国文明就是文明本身。[④]

　　再次，中国之为中国，又是因为成熟的中国政治文明。中国政治文明的成熟，中华帝国的延续，依赖的是共识而非暴力，平民百姓和政治精英都长期信奉同一套文化价值观，即儒家为主糅合释道的文化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以和谐、安宁、公平、正义为依归的社会治理之道，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等级制社会，这种等级秩序的顶点是皇帝，他(她)集社会秩序的宗教信条和世俗说教于一身，既是政治统治者，又代表一种形而上的观念。他是天子，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他负有道德义务，系天下万物和谐于一身。他担负着治天下的天命，必须在分裂时期重新恢复天下大同，官员与社会精英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此外，帝国的治理依赖的是一整套成熟的帝国官僚体制，通过不考虑民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人人平等的科举制选拔官员，统治权力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⑤]

　　最后，中国文明之为中国，还在于中国文明自成一体、自成体系。对内，中国的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体制自成一体、自成体系。对外，天下一统、皇帝威加海内、君临天下，以夷制夷、远交近攻。

　　基辛格认为，正是以上述中国例外论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自己世俗的文化普世观：中国没有产生过西方意义上的扩张性宗教，没有经历漫长的中世纪神权社会，中国人的世界是自己创造的，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有普世意义，但仍源于本国而不求强加于人。作为中央帝国的传承者，中国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划分为不同层次的文化势力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这就是基辛格所界定的“中国的文化普世观”。

　　进而，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正是建立这种高度自觉自信、自成一体的例外论与文化普世观基础之上。皇帝君临天下、天下-朝贡体系被视为中国世界秩序观的自然法，也就是中国之于外部世界的天命所在，这种天命观并不意味着与邻国为敌，而以友好和谐为上。基辛格指出，不管开放还是封闭，中国不需要与幅员同样辽阔、文化发达的社会接触，也从未遇到过在规模和文化上足以与自己匹敌的社会，因此，中国从未长期与另一国平等交往，但是，中国并不寻求不现实地影响远离自己的国家，从未宣扬过美国式的普世观，从未借此在全世界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天下-朝贡体系是个以中国为最高点的政治等级制，大多数邻国均为中国的藩属国，意图统治中国领土的竞争对手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明，否则就没有正当性，而这也正是被中国文明同化的开端。在天下-朝贡体系中，中国乃世界中心，其他国家皆是中国文化的变种，它们吸收中国文化、向中国朝贡，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

　　但是，天下-朝贡体系是个内敛性的世界秩序架构，中国文化的辐射圈涵盖整个东亚，并且也到此为止，从未追求建立世界帝国，尽管中国实际上并非没有这种实力。中国关心的是如何驾驭临近的蛮夷，以礼相待，又保持居高临下的疏远，使之接受藩属地位，欢迎它们学习中华文化，但从不主动寻求它们的皈依。只要向中国进贡即承认其宗主国地位，就可以通过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交往受益，不肯这样做的都属未开化之列。归化皇帝，施行帝国礼仪乃文化内核。帝国强盛时，中国文化圈随之延伸，天下一统为一个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及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政治体。[⑥]

　　因此，基辛格认为，中国与进贡国的外交是天下大同的一部分，中国允诺给邻国人民的不是平等而是公正，根据每一国人民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浅以及对中国礼仪的尊重程度，分别示以怀柔。

　　基辛格把中国文明中心论视为中国例外论、文化普世观的实质内核，而中国文明中心论首先是一种文明论，即中国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绝不是落后的、愚昧的、甚至也不是停滞的，而是值得并需要对等尊重的。其次，中国文明中心论也不是断裂的，没有止步于外来列强的冲击，而是连续的，从王朝政治到革命建国、改革开放，一直绵延不绝，尽管在实现的程度上深浅不一。再次，中国文明中心论在文明意义上自成一体，也使中国人高度自信、高度自觉，从而形成中国人自己的例外论和普世观。不落入西方长期以来在教科书和政治意识形态上所形成的对于中国的偏见，平等看待美国的“对手”或者“敌人”，尊重或者还原中国文明的自主性、独特性、连续性和普遍意义，是基辛格《论中国》着力最多之处，也是其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最大贡献。

（二）美国例外论、宗教普世观与帝国-霸权体系

　　与中国例外论不同，美国例外论突破了欧洲1648年以来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正是近代西方国际关系观念的核心支撑点。基辛格简要梳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成因，中世纪体系解体后，罗马天主教会分裂为琳琅满目的各色教派，一批国家的王权在与神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彼此之间实力相当，但没有任何一国足够强大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的程度，也不再有哪一种宗教有足够的权威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统摄各国，因此催生了以势力均衡、主权平等和法律平等为三大根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⑦]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不是以确保和平为目标的体系，它只是确立了各国之间的彼此独立，[⑧]实际上也并未确保和平，其内部仍以英法德这些大国为中心的实力政治，彼此之间战火纷纷。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西方内部出现了各种流传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主权理论来自法国的博丹，国际无政府状态说来自英国的霍布斯，国际势力均衡理论来自法国的卢梭，和平和理性主义思想来自德国的康德，国际冲突理论来自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国家中心论来自德国的黑格尔。[⑨]美国例外论既继承了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其以降的国际关系理论，又不时表现出鲜明的差异，先是孤立主义，后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闷声发大财的中立主义，接着是二战后冷战期间与苏联争霸，最后是冷战结束后奉行至今的帝国-霸权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事实上已在20世纪20至30年代随着金本位制的崩塌而瓦解，作为其实质内核，势力均衡体系已从一种西方的世界秩序体系弱化为一个战略理念。二战后，英帝国的殖民体系正式全面解体，整个西欧被纳入美国的保护伞，美国自视为上帝选民，山巅之国，在1945-1970年的休养生息阶段之后，开始对外推行美国价值观，与苏联展开全方位的政治竞争，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化传经布道式的宗教价值观，先是推行人权外交，然后在1989年苏东剧变后成为世界唯一霸主，遂开始全方位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其价值理念。因此，可以说，1648年以来的世界秩序，是西方霸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武力征服，由英、美帝国先后主导。1815至1914年是西方世界极为罕见的百年和平时期，其中1834年至1914年又是西方社会最为关键的八十年，19世纪之所谓英国世纪正是因为英国在这个时期处于世界霸主地位，英帝国达到了控制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三分之一领土的巅峰时期。

　　一战后的休养生息期只有十年，接着整个西方就进入了大萧条，旧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崩溃，英国和美国相继宣布废除金本位制，拉开了世界重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大幕，这次转移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彻底完成，政治上是联合国的建立，经济上是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这些机构由此始终处于美国的主导、控制和支配之下。

　　也就是说，到了二战结束之际，整个西方的世界秩序观已经从英国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向美国主导的帝国-霸权体系。2003年，罗伯特·卡根出版了一本名为《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⑩]的小册子，点破了欧洲与美国关系的这一巨大转变。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美国是强者，欧洲是弱者。美国与欧洲在实力的效用、道德性和可欲性上都有着重大分歧：“欧洲正在远离实力，换言之，欧洲正在摒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历史的泥沼，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卡根敏锐地指出，欧洲向往的和平天堂是靠美国的实力保障的，没有獠牙的欧洲在美国的影响力面前越来越无所适从。[11]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主导的帝国-霸权体系正在“和平地衰落”，美国在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演变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这场来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接着传染给了欧洲，导致多个欧洲大国出现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

　　如果说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那么中国人来自哪里?无论如何，美欧关系是西方社会的内部关系，未来的世界秩序将越来越受到美国、欧洲与中国三方关系即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和美欧关系所塑造。如卡根所述，美欧关系就像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而中欧关系以经贸为主，中美关系却更为复杂，既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又被视为最大的对手：在美国看来，中国就是自己全球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在中国看来，美国就是自己民族复兴、和平发展的最大阻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就变得同等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历史遭遇就变得非常重要，实力的消长决定了不同国家在遭遇战中的命运，遭遇的结果又影响着实力的消长。

二 两种世界秩序观的两次遭遇战

　　在基辛格看来，在中国文明中心论基础上建构的中国例外论、文化普世观，共同塑造了中国几千年来再自然不过的世界秩序观：天下-朝贡体系。相比之下，建立在西方基督教中心论基础之上的美国例外论、宗教普世观，共同塑造了美国的帝国-霸权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处理的是欧洲大国彼此之间的内部关系，所谓势力均衡只是几个大国之间的实力均衡，实质上这种均衡关系或均衡状态是很短暂的，英帝国在19世纪的霸权地位是对这种势力均衡体系的突破，欧洲国家对外部世界推行的是殖民帝国霸权体系，并且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可以联合作战。在中西两种世界秩序观的两次遭遇战中，中国先输后赢，一负一正，从衰败中凤凰涅槃，再次恢复了自我的完整性。

（一）第一次遭遇战：西风压倒东风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与欧洲的新世界秩序观第一次遭遇战在18世纪末。先是发生了互不承认的和平冲突，在大约半个世纪后的1840年变成了暴力冲突，中国世界秩序观被冲击得千疮百孔，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

　　基辛格认为，从和平向暴力的冲突来自于中国对旧世界秩序观的坚守，无法接受欧洲所代表的新世界秩序观，即无法放弃中国中心论，无法放弃天下-朝贡体系，无法接受自由贸易、互派外交使节和主权平等。按照这个逻辑，今天中国例外论与美国例外论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国至今也无法接受美国所主导的帝国-霸权体系，以及为之提供正当性支撑的基督教价值观念，事实上也包括无法接受美国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实力政治。中国人从未放弃中国中心论，从未失去对自身悠久文明的高度自信，因此，在基辛格看来，尽管中国当然无意在全世界重建天下-朝贡体系，甚至也不大会在周边地区重建这一体系，但中国从未放弃这个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从来都无意用暴力方式征服全世界，中国被迫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仍然坚持自成一体、自成体系。

　　基辛格敏锐地强调，如果有哪个国家看不清楚中国世界秩序观的这一核心特征，贸然行动，纵然一时得利，但终究会碰得一鼻子灰。作为当时世界领先的商业大国、航海大国，英国显然不愿意接受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不愿意做中国的藩属国，不愿意被纳入中国传统的天下-朝贡体系，更不承认中国的世界中心地位。因此，在所谓“历史上最著名、最友善、最不炫耀武力的改变中西方交往的马噶尔尼使团”失望而归的四十年后，英国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尽管基辛格执著于坚持认为这是中国人僵化保守不接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结果，比如中国先是试图用五饵政策让英吉利贡使心悦诚服，后来又派耆英抚夷驯化，但他正确地指出，中国的确低估了英法等西方列强的野心及其技术力量，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入侵者”，而是“新型的入侵者”，也就是说，它们此行的目的不是在中国定居、融入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生活，而是像亚当·斯密所隐含或明示的，认为自己来自更先进的社会，它们想要的只是根据自己的财力、实力和胃口，掠夺、攫取经济利益，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在中国追求的治外法权也并不符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本原则。总之一句话，鸦片战争的确代表着两种世界秩序观的严重冲突。

　　费正清最初用“冲击-反应”模式解释这一中西文明冲突。他认为中华文明是内向型的大陆文明、充满着折衷精神的官僚政治文明、强调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而西方文明是开放性的海洋文明、扩张性的商业文明、强调竞争的个人本位文明。并一度认为现代西方文明生机勃发，而古老的东方文明暮气沉沉，且缺乏内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所以需借巨大的外部冲击，对西方文明作出反应方能前行。[12]基辛格则把这种冲突归结为以公正为基本理念的中国世界秩序观与以平等为基本理念的西方世界观之间的严重矛盾。拥有先进技术力量的西方列强打败了中国，中国人传统的自我定位受到全面冲击，中国的上国地位不保，遭遇欧洲列强、俄罗斯和日本三大威胁。欧洲列强不想取代中国，而是意欲迫使中国接受自己塑造的新世界秩序，它们要的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利益，开放通商口岸，自由传教。而北极熊俄国主要想抢夺中国的领土。唯有甲午海战之后的日本不仅仅想侵占领土，还想取代北京，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新中心。对日本野心的分析没错，但基辛格显然高估了明治维新前或者甲午战争前的日本。

　　为什么濒临崩溃的中国世界秩序观最终却没有彻底瓦解，反而给1949年的新中国留下了丰富的道义遗产和领土遗产?基辛格认为，源自欧洲的国际关系均势理论显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几乎完全是靠运用两个传统资源实现了这一点。一是中国对自己作为万邦上国的高度自信从未消失，中国自认仍然是驾驭万邦的帝国，这是中国人民坚忍不拔和文化自信的根源。二是中国人运用传统的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的对外战略，挑动在华蛮夷互斗，遵守外国人的法律是为了约束洋人，这其中包括主张以夷制夷、师夷长技、利用均势理论的魏源等知识分子，也包括主张根据轻重缓急区分危险、远交近攻的恭亲王，还包括坚守文化同时追求军事强国的李鸿章。在这里，基辛格隐含地表达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不是文化，而是技术，只有自给自足的信念，无法消除中国面临的现实威胁，所以必须在技术上赶超西方。

（二）第二次遭遇战：恢复自成一体

　　中国世界秩序观与美国代表的新世界秩序观的第二次遭遇战发生在1949年中国重新统一之后。中国开始形成新的国际秩序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向自己学习，尽管天下-朝贡体系本身无从恢复，但中国文明中心论、中国例外论、文化普世观这三个要素还在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基辛格认为从这一刻起，一个基于传统又不同于传统、属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开始形成。在美国内部激烈争论谁丢掉了中国之际，[13]中国已经明确了对西方的态度：革故鼎新，旧邦新造，“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先清除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再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而利用自身影响力把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在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中鼓励世界革命。

　　出于美苏联对峙争霸的冷战需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史无前例地宣布：“谁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谁就是中国的敌人，也是我们利益的敌人”，二十年后尼克松才发出了类似观点。[14]尽管如此，基辛格指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人清醒地看到美国出兵朝鲜，派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就是在构筑对中国的包围，就是对亚洲的侵略，也就是说，美国是“人前说一套、背后做的是另一套”，口不对心，美国不值得信任。美国组织所谓联合国军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实质上是要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帝国-霸权世界秩序观，即国际秩序需以美国主导的联合国之类国际组织为基础，没有其他选择。这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中国参与构造的国际制度，尽管名义上中国是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始国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人不会接受这样一个世界秩序。

　　因此，中国派遣军队抗美援朝，并且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基辛格认为，朝鲜战争的结局并不是中国与美国组建的所谓“联合国军”之间的平局，中国一战立威，不仅极大地制约了美国的对越战略，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并且这一威信一直延续至今，让西方国家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基辛格因此特别强调毛泽东国际思想的贡献不仅在于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道路的坚强意志。[15]中国由此恢复了文明自觉和文化自信，作为世界上最宏大、最有序、最优越的政体，中国的影响遍及全世界，近代只是暂时落后，现在与未来都不会屈居人下。[16]至此，两种世界秩序观的第二次遭遇战以中国恢复了自成一体的高度自信告终，中国人开始有了充分运用中国文明中心论的历史遗产，构想并创建新世界秩序的可能性。

　　世界秩序观的冲突，同时也是两大文明体系的冲突。从文明冲突角度理解鸦片战争、朝鲜战争之于中国、之于世界的意义，并从中发现而非摧毁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进而主张美国中国合作共治，是基辛格《论中国》的主要创见，也是他与很多“中国观察家”的不同之处。

三 走向文明复兴：中国对新世界秩序的探求

　　在对中国文明的同情式理解基础上，基辛格强调新中国六十年来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分别代表的两个时代共性大于差异，[17]也就是说，无论是传统时代、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中国都始终坚持中国文明中心论。全书十八章，另有前言、后记各一。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至三章为第一部分，廓清中国例外论、文化普世观和天下-朝贡体系的内核及其在传统政治时期的历史连续性，第三章为过渡章，连续性在外部力量冲击下出现裂痕;第四至十一章为第二部分，共八章，连续性在毛泽东时代得到重建，中国文明的传统遗产在现代中国复活了;第十二至十八章为第三个部分，共七章，连续性在邓小平时代得到延续。前言、后记单立，分别指向中国独特性、美国独特性的差异及其未来图景。自始至终，尽管面对截然不同的西方世界秩序，但中国世界秩序观正是靠其独特性得以维系，即连续性因为独特性而延续，没有对自身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自成一体、自成体系的高度自信，就没有中国文明中心论，没有中国独特性，就没有以天下-朝贡体系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

　　基辛格认为，尽管毛泽东把中国积弱的原因归结为儒家思想，把“和”视为一种奴役，[18]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内重新定义民族特征、对外向核大国发出挑战，对内继续革命、对外延续大同理念，对内与封建历史决裂、对外重塑国际秩序，宣称与过去决裂，却依靠许多传统文化制度，把治国等同于德化教育，几次尝试打碎又不得不重建官僚体系，[19]努力尝试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变乱世为治世。因此，毛泽东从来都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从历史先例中寻求满足现实需求的战略，把悠久文明形成的古老战略、政治韬略与中国在西方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独立自主相结合，让中国的外交战略具备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千年视野，[20]坚持中国例外论，充分运用“三角外交”战略优势，防止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形成了中国式的“一条线”、“进攻性威慑”、“武装共处、威慑和平”[21]等立足千年传统指导现实的大战略，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毫不畏惧，坚定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

　　坚持中国例外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也希望推动世界革命，支持全球的革命运动，但一切外交政策又以保证中国生存为重。中国清醒地意识到，防止战争比鼓吹世界革命更为重要，所以有必要与美国和解。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要对世界产生影响，也只能通过中国人民的努力和榜样的力量。中国拒绝仿效西方，是为了防止现代技术侵蚀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同化中国，因此必须防止把中国纳入西方所主导的文化全球化进程。[22]

　　中国充分利用中苏美之间的三角关系，一方面坚信人民必胜，既不惧怕核威胁，也不要核保护伞，而是着眼于在技术上追赶西方。中国的信心不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还因为中国文化的坚韧和在人民中间激发出来的强大凝聚力。中国不同意美国的核武器战略观和集体安全学说，毛泽东说过：“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相反，中国自主研究发展核武器，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同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支持不结盟运动，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确立了不容小觑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在三角外交中，中国还贯彻了以夷制夷战略，让周边势力分裂，[23]包括中美建交，亲美拒苏，都是来自这种传统战略。[24]尼克松基于美国价值观，援用威尔逊原则，建议请中国回到国际大家庭，一个美国总统宣布一个共产党大国的生存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不过这次比上次更有诚意。毛泽东以中国为中心，考虑的主要是中国的安全和前途而非国际体系或者某个国际关系理论，因此他愿意改变中国政策的重心、改换盟友，甚至还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基辛格指出，中国领导人并不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中美建交不是中国重返什么现有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并未参与建立现有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与中国无关，中国的安全本质上当然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什么法律协定能够保障的。在三角关系中，中国形成了很多新的战略思想，包括不寻求共同利益，而是利用交叉重叠的敌意;不遵守均势理论，不寻求任何超级大国的保护，而是利用美苏之间的相互戒惧同时反抗它们两国;在斗争中求存、加强危机管理，把筹码加到对手不会跟进的高度，又避免和对手正面交锋;拒绝参加华约，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绝不听命于任何一个联盟等等。

　　防止战略包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战略常常从中国传统中汲取灵感，[25]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是中国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人用象棋术语阐述外交政策理论，把中印边境战争初期的军队调动称为跨过楚河汉界，把中国所面临的威胁视为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只要认识到西方在中国周边布下太多棋子，就要冲破包围圈。中国毫无畏惧地参加了朝鲜战争，就是这种处于立足传统、立意大胆而又影响巨大的战略考虑。

　　“一条线”。[26]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理论主要运用在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以遏制苏联为动力组建大西洋共同体。但是，中国的遏制对策[27]却放眼全球，主张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要搞一条横线：把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连成一线。邓小平时代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战略思想，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达成了某种新均势，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所设想的“一条线”，中国借此重新调整全球力量平衡，并且很快就开始在全球利用自己的新机会。中国巩固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地位，与两个超级大国拉开了距离，两个都反对，但对在此过程中美国价值观和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模式的全球化不感兴趣，作为超越两国竞争的最大中立国，中国有道义上的独特地位。[28]

　　“进攻型威慑”。基辛格认为，西方的威慑过于消极，中国的反应与之相反，是一种进攻型的威慑，中国不消极被动等着挨打，而是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但又不是西方式的军事打击优势和胜利。中国人所说的先发制人是为了改变双方的心理平衡，不是为了打败敌人，而是为了调整控制各种风险，形成对自己的战略优势。基辛格认为朝鲜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奉行的都是进攻型威慑理论，[29]无论什么时代，即使中国面临天下大乱的国际局势，即使最危急时刻，即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镇定自若，毫不放弃独立自主，这种战略思维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奉行不结盟原则，但却与美国作为盟国一起行动，把现实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中美之间拥有某些共同利益，通过政治军事合作，在亚洲遏制苏联的扩张，对整个苏联外围施加压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把对越自卫反击战视为冷战的转折点。

　　“武装共处、威慑和平”。基辛格指出，中印战争表明，中国人的战略决策有充分的准备：透彻分析、缜密筹备，考虑心理、政治因素，谋划奇兵速胜。在此期间，中国人形成了通过威慑促进和平的“武装共处”战略，毛泽东形象地将这个战略表述为：“你端着枪，我也端着枪，脸对脸站着，可以练胆量。”如果该战略无法达成目标，就通过一场闪电奇袭战解决问题。

　　新中国六十多年以来，中国在上述各种对外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探索建构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这一探求至今尚未结束，还没有形成清晰明确的新世界秩序观，但整个过程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自成一体。美国在冷战期间为了国家利益与中苏两大共产党国家保持对话，营造国际均势。在冷战结束后，致力于在全世界建构帝国-霸权体系，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挑战美国对世界秩序的主导与支配。[30]邓小平需要在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同时，维护毛泽东时代以来赖以凝聚社会的哲学原则，[31]既不能完全放弃自力更生，同时又要对外开放，以后者来推动内部改革，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标准。[32]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中国常常回到传统立场，不接受任何压力，坚决抵制任何外来威吓，坚持独立自主、道义超然、高傲优越，坚信自己可以挫败超级大国的野心。[33]中国相信，一个稳定的中国本身就是对新世界秩序的建设性贡献，因此无法接受外国对自己指手画脚。邓小平的“二十四字指示”，与中国传统存在莫大的关联，旨在恢复大国地位，捍卫国家利益。[34]江泽民明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主张中美应努力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依赖的势力均衡原则基础上，建设国际新秩序，并尝试让意识形态适应相互依赖的现实，但又坚定的不接受任何外来压力。[35]胡锦涛对内提出和谐社会、追求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对外提出和谐世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努力通过渐进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来实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基辛格认为，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唤醒了维系中国大国地位的传统原则，即，渐进主义，顺应趋势，避免公开冲突，既占据资源、领土等有形的主动权，又强调和谐世界的道义主张。[36]

　　基辛格坚持，尽管还不那么清晰，中国的新世界秩序观正是建立在中国文明的上述各种传统遗产与现实政治形势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中国对新世界秩序的探求自主又立足长远。中国人善于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比西方人想得更长远。[37]中国人考虑的更多是大局，是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必将是独特的，不会遵循美国的帝国-霸权世界秩序观，也不会坚持中国传统的天下-朝贡世界秩序观，中国只求各国平等，不炫耀武力，不惧怕压力，即使所有可能的敌人一起围攻中国，中国也不怕。这一切，都根源于中国人对自己维护中国文明历史连续性的高度自信，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更是中国文明的复兴。

结语 回到过去、开辟未来

　　很明显，基辛格既不同于盲目乐观的唱衰论者，也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捧杀论者，甚至也不同于和自己同处一个战壕的现实主义观察家，他不相信中国即将崩溃，也不主张武力遏制对抗，文明冲突也不是某个未来图景而是残酷的过去，也不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情眼光惊叹中国文明曾经多么风光无限、独领风骚，他希望美国人、西方人认真对待中国，正视另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政治模式和世界秩序的巨大可能性和强大生命力，只有平等合作的视角，才能更好地调适中国文明与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如此，才能构想未来世界秩序。认真对待中国，既要认真对待中国传统，又要认真对待中国革命，还要认真对待中国改革，这与美国第一代中国研究者一脉相承，但在强调中国文明从古至今自成一体方面，则有别于“冲击-反应”模式的创立者费正清，亦不同于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影响的傅高义，他强调新中国努力建构的现代社会与传统因素存在很大的隔阂和对立。

　　在对中国与西方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历史遭遇做了一番社会科学化的还原与理解之后，基辛格主张，未来的中美关系应避免20世纪英德式的对抗，中美之间和为贵，合作共建太平洋共同体。[38]当然，作为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基辛格构想的太平洋共同体是美国版的，正如大西洋共同体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主导一样，所谓太平洋共同体当然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即所谓“美中共治”的太平洋共同体，实际上是美国主导、中国配合的主从关系结构。

　　正是在这里，基辛格似乎忘记了他本人的警言，忽略了中国人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自成一体、自成体系。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英德对抗的确与21世纪可能出现的中美对抗有相似之处，即都是没有强大外部制衡力量这一条件下的对抗，战略上有相似之处。但德国与中国不同，19世纪后半期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一个新生国家的兴起，而非复兴，是一个大陆强国的建立。而21世纪的中国是复兴，而非兴起，更非今日流行的崛起，而且中国也并非自始自终闭关自守的大陆强国，而是有着广阔的海洋边陲和漫长悠久的对外陆海交流。还有一个历史事实也被忽略了，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再也不会遭遇以平衡的相互威胁为基础的均势格局，因此，以欧洲均势外交为蓝本评判未来的中美关系，在逻辑上没有做到一以贯之，尽管战略互信取代战略威慑本身是相当不错的谋划，但如果没有“你拿着枪、我也拿着枪、面对面站着，可以练胆量”这种武装共处原则为基础，不仅威慑换不来和平，所谓合作共治更无法确保和平。而北大西洋沿岸国家之间无法想象战略对抗这样的断言，似也太过乐观，如果经济衰退长期持续下去，如果债台继续高筑而且不断调高上限，谁知道现行的整个世界体系会不会崩溃?

　　不过，基辛格向我们展示了两种独特性、两种普世观和两种世界秩序观，同时也是内外有别的两个中国与两个美国，这两个体系都有自己的连续性，中国的连续性比美国更长，美国常常需要把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体制渊源引向三千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乃至整个西方。自外于世界不等于自绝于世界，没有对自身文明的高度自信就不可能建立相对于外部世界的光荣孤立，没有对自身文明的高度自信同样也不可能自主地接触外部世界。中国与美国，一个是文明天命观、一个是宗教天命观，一个是中国中心论的文化价值观、一个是上帝选民式的宗教价值观，一个独特性以文化为实质、一个独特性为实力为实质，一个是围棋战略、一个是象棋战略，一个是进攻型心理威慑，一个是先发制人武力征服、围堵、遏制，一个是天下体系、一个是霸权体系。

　　中美之间的差异告诉我们，普遍与特殊互为因果，普世的是例外，例外的才普世。一切都那么熟悉，一切又这么陌生。两种例外论、两种普世观、两种世界秩序，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熟悉的是美国例外论、扩张性的宗教普世观、帝国-霸权体系，以及中国例外论、内敛型的文化普世观、天下-朝贡体系。熟悉的是作为美国乃至欧洲普世观和世界秩序观基础的扩张性宗教价值观，陌生的是这种宗教价值观的扩张边界。熟悉的是作为中国普世观和世界秩序观基础的内敛性的中国文明中心论，陌生的是中国文明中心论的历史连续性。熟悉的是世界、美国，陌生的是周边、中国。基辛格似乎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我们也不认识的中国，断裂变成了连续，边缘变成了中心，碎片变成了整合，历史如此浓妆艳抹，自信从未随风而逝。

　　对今天的国人而言，理解中国已经变得比理解西方更为重要，理解中国与世界的过去至少与理解中国与世界的现在同等重要，不理解过去就无法塑造未来，只有回到过去才能开辟未来。呼吁美国人、西方人正视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中国独特性、内敛性文化普世观和世界秩序观的政治与文化根源，正视中国文明的自成一体、自成体系，正视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高度自觉、高度自信及维护文明连续性的坚定意志，或许是基辛格《论中国》之于未来的最大贡献，很明显，这一点同样值得我们自身正视和慎思。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公共管理评论》第17卷(2014)，此为全文)

　　[①]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②]柯小刚：《儒法关系与人民共和的古代历史渊源》，《政治与法律评论》2010年第一辑，第24-42页。

　　[③]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35.

　　[④]基辛格：《论中国》，第6页。

　　[⑤]基辛格：《论中国》，第11-12页。

　　[⑥]基辛格：《论中国》，第13页。

　　[⑦]基辛格：《论中国》，第12-13页。

　　[⑧]约瑟夫·奈认为均势不是维持和平的体系，而是维持独立的，在欧洲各国之间维系的是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出自《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⑨]郑世平：《中国大陆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和困境》，朱云汉、王绍光、赵全胜主编《华人社会政治学本土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台湾：桂冠图书2002年。

　　[⑩] [美]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肖蓉，魏红霞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11]赵晓力：《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书城》2005年第3期，第39-42页。

　　[12]费正清的观点之后虽发生了些许变化，但主要还是受到汤恩比“文明阶段论”的影响。参见王新谦：《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理性考察》，《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第13-18页。

　　[13]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基辛格：《论中国》，第109页。

　　[14]基辛格：《论中国》，第111页。

　　[15]基辛格：《论中国》，第139页。

　　[16]基辛格：《论中国》，第157页。

　　[17]中国例外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共性大于差异。参见张锋：《“中国例外论”刍议》，《世界政治与经济》2012年3期，第82-104页。

　　[18]基辛格：《论中国》，第89页。

　　[19]基辛格：《论中国》，第88页。

　　[20]时殷弘：《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根本战略、当今挑战和中国特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09期，第18-24页;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 期，第4-33页。

　　[21]文化共处依赖武装共处，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参见基辛格：《论中国》，第174-194页。

　　[22]全球化有四个进程：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社会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23]基辛格：《论中国》，第287页。

　　[24]基辛格：《论中国》，第204-205页。

　　[25]基辛格：《论中国》，第94-95页。

　　[26]基辛格：《论中国》，第274-289页。

　　[27]基辛格：《论中国》，第277-281页。

　　[28]基辛格：《论中国》，第387页。

　　[29]基辛格：《论中国》，第372页。

　　[30]基辛格：《论中国》，第302、307、316页。

　　[31]基辛格：《论中国》，第393页。

　　[32]基辛格：《论中国》，第436页。

　　[33]基辛格：《论中国》，第387页。

　　[34]基辛格：《论中国》，第431页。

　　[35]基辛格：《论中国》，第445页。

　　[36]基辛格：《论中国》，第489页。

　　[37]基辛格：《论中国》，第240页。

　　[38]基辛格：《论中国》，后记，第502-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