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坛“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周一去世，享年87岁。她让英国走上了右倾的经济道路，带领自己的祖国取得了福克兰群岛战争（Falklands，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胜利，还帮助引领美国和苏联度过了冷战结束前的艰难年月。

她的发言人蒂姆·贝尔(Tim Bell)表示，撒切尔夫人死于中风。数月来，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还患有老年痴呆症。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她逝世后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他缩短了对欧洲大陆的访问行程，提前回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Queen Elizabeth II)授权为撒切尔夫人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举行“礼仪葬礼”（其规格比国葬低一级），并享有仪仗队礼遇。白宫在声明中表示，“世界失去了自由的伟大捍卫者之一，美国也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撒切尔夫人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也是现代史上第一位执政西方大国的女领袖。大胆进取、冷静坚强的撒切尔夫人带领她所在的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连续三次赢得大选，总共执政11年——从1979年5月到1990年11月——其任期长于20世纪的任何一位英国政治人士。撒切尔夫人为深受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和工业动荡之苦的英国开出的苦涩经济药方让她经历了民心背向的大起伏，最终，她自己的内阁大臣在她执政的最后一年群起而反之，而她在下议院对进一步融入欧洲的提案大声高呼“反对！反对！反对！”

但在她离任之际，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已经拥有众多追随者，甚至连一些最反对她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对她心怀敬重。撒切尔主义的理念是：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是相互依存的；承担个人责任和勤奋工作是国家繁荣的唯一途径；自由市场民主政体在面对攻击时要寸步不退。

在国内，撒切尔夫人的政绩是不容置疑的。她使得工会风光不再，迫使工党放弃了对国有化行业的支持，让该党不得不重新定义福利国家的角色，并让他们接受了自由市场的重要性。

在付出巨大代价打赢二战之后，英国就一直在走下坡路。而她在国外为英国赢得了新的尊重。离任之后，她被授予凯斯蒂文撒切尔女男爵(Baroness Thatcher of Kesteven)的头衔。但在她当政的头几年，甚至很多保守党人都担心她的当选可能是一个严重错误。

1980年10月，在她首次任期的第17个月，撒切尔夫人遭遇了困境。当时的英国面临着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企业凋敝和民众失业局面。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发酵，带来了不详的预兆，甚至连她的亲密顾问也担心，她在遏制通货膨胀、出售国有化行业和放松经济监管方面的举措会给穷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削弱中产阶级的力量，并引发混乱。

温和派在当月的保守党代表大会上抱怨，如今领导他们的是一个无视基层现状和现实政治紧迫性的自由经济理论家。眼看着民心在不断丧失，内阁成员发出警告，称现在到了妥协之时。

但是在撒切尔夫人看来，他们真是大错特错。她曾常说，“我不是一个寻求一致意见的政客，我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政治家。”

在一次党内演说中，她借用克里斯托弗·弗赖伊(Christopher Fry)名剧《她不会被烧死》(The Lady’s Not for Burning)的剧名，坚称她决意推行自己的政策。她说，“如果你们想动摇，你们就动摇吧。但是，她不会动摇。”

她的强硬态度收到理想效果。保守党内讧平息，党员坚定了立场，她也继续前进并获得巨大成功。她把素有安于现状之名的保守党变成了一个改革党。她的政策使得英国商业重获活力，推动工业增长并且壮大了中产阶级。

但是她的第三次任期却充满挫折。由于存在关于货币政策、税收及英国在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内地位的分歧，她的政府放弃了在反通胀及反失业方面艰难取得的成就。由于她坚决反对扩大英国对欧共体的参与，在又一次保守党内讧中，她被迫出局。彼时，英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她的名声也被玷污。

对于她的政敌来说，她正如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所言，是朵“特权狂花”(La Pasionaria of Privilege)，她痛斥贫困的邪恶面，但面对穷人时却一副铁石心肠，对其苦难毫不同情。她的对手说，她的政策非常残酷且目光短浅，扩大了贫富差距，并且加重了最贫困者的苦难。

她对苏联深恶痛绝，而且她坚持不懈地呼吁更新英国的核武器，这加重了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甚至引起保守党内温和派人士的担忧，也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注意。她在1976年发表一次强硬演讲后，苏联媒体给了她一个绰号：铁娘子。而她则以此为荣。

但是，事实证明，当她看到机会时，她也会弯腰去抓住它。当时，苏联的新一代领导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很快就要接掌大权，她成为了最早认清这一点的西方领导人之一。于是她邀请戈尔巴乔夫于1984年12月访问英国。她当时宣布说，“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共事。”那次访问三个月后，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联最高领导人。

她与苏联新领导人的良好关系，及她与罗纳德·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的友谊，使她在美苏就终止20世纪80年代军备竞赛的紧张谈判中，成为了联系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关键桥梁。

她既活力四射又善于雄辩，很少愿意让步，也痛恨妥协。与她观点相左的同事，常常被淹没在论据的海洋中，在这种时候，很多人会说，其人被“手袋砸晕了”。

1999年，首相特别顾问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回忆道，“她的标准很高，她希望人人都各司其职。但还是有一点区别。她对部长们比对她的幕僚更严格。对方的位置越低，她的态度也就越好。”

杂货店主的女儿

1925年10月13日，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Margaret Hilda Roberts)出生在伦敦北部100英里处的林肯郡格兰瑟姆。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Alfred Roberts)是鞋匠的儿子，他是卫理公会牧师，也是当地政客，并拥有一家杂货店。一家人就住在杂货店楼上没有热水的房子里。她的母亲叫做比阿特丽丝(Beatrice)，她的姐姐叫做穆里尔(Muriel)。夫妻二人养育玛格丽特和穆里尔，让她们恪守卫理公会教义：个人责任感、勤奋工作及传统道德观。

撒切尔夫人从小在其父膝下了解到了政治，后又参加了父亲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市政官和区议员的竞选活动。她说，“政治流淌在我的血液中。”

她赢得了凯斯蒂文和格兰特姆女子中学(Kesteven and Grantham Girls School)的奖学金。1943年，17岁的她考入牛津大学(Oxford)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学习化学专业。由于牛津大学辩论社在1963年之前不允许女生加入，年轻的撒切尔夫人便加入了牛津大学的保守党协会(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并于1946年成为协会主席。1947年，她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继续攻读化学专业硕士学位，之后成为了一名化学研究员，并开始学习法律。

政治对她产生了更强的吸引力，23岁时她被选为保守党议员候选人。不久后的1949年，她与成功的商人丹尼斯·撒切尔(Denis Thatcher)相遇。丹尼斯·撒切尔曾是一名炮兵部队军官，因为在二战期间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勋章。1951年12月他们结为夫妇。1953年8月，撒切尔夫人产下一对双胞胎，马克(Mark)和卡萝尔(Carol)，他们以及家族的第三代都还在世。（丹尼斯爵士卒于2003年）同年12月，她取得了律师资格，业务领域为专利和税法。随着这对夫妇的生活富裕起来，撒切尔夫人取得了经济独立，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政治当中。她在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一书中写到，“首相的工作是孤单的。必须这样；因为站在人群中是无法领导的。但是和丹尼斯在一起，我从不孤独。”

1964年，丑闻、经济不景气和内部矛盾令保守党精疲力竭，在竞选中输给了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的工党(Labour Party)。但是，随着经济萧条的加重，工会也变得更加激进，1970年威尔逊在大选中输给了保守党领导人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希斯发誓要用“无声的革命”取代共识政治，减少国家在市场中的角色，并驯服工会。

希斯任命撒切尔夫人为教育大臣。作为一名保守党内阁大臣，她与英国大学体系中的预算削减进行了斗争，还推动在贫穷地区重建学校体系，她的这种热情“会让最优秀的社会主义者黯然失色”，1989年的一部重要传记《铁娘子》(The Iron Lady)一书的作者兼记者雨果·杨(Hugo Young)这么写道。

然而，让她闻名全国的却是限制向学生免费提供牛奶的举措。虽然贫穷孩子不受这一限制的影响，而且此前的工党政府也曾减少对学校的免费牛奶供应，但反对派却大肆向她发起攻击。当她在国会里为此辩护，称这么做有助于为其他更有意义的项目提供资金时，却遭到了所有人的嘲笑。小报给她贴上“牛奶掠夺者撒切尔”(Thatcher the Milk Snatcher)的标签。她的孩子们也在学校里遭到嘲弄，她的丈夫由于担心她和孩子们承受的压力，劝她退出政坛。

政府在牛奶问题上态度强硬。但是随着经济形势愈加恶化，希斯做出了让步，在通胀飙升时时对工资和物价进行了控制，这引发了罢工浪潮。希斯的大转弯还激怒了保守党的右翼。而且，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无济于事。1973年阿以战争爆发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大幅提高石油价格，致使通胀愈演愈烈。1974年冬天，威尔逊重新上台。

次年12月份，保守党修订了选择领导人的规章，并允许党内普通成员参加一系列投票。撒切尔夫人宣布参选，许多人当时认为这是政治上的鲁莽之举。英国的立博博彩公司(Ladbrokes)把她获胜的赔率定在1赔50。

撒切尔夫人的竞选活动气势逼人，她在第一轮投票中以130票比119票领先于希斯。这个领先优势不足以让她成功当选，但希斯被迫退出了竞选。在1975年2月11日的第二轮投票中，撒切尔夫人打败了其他竞争对手，他们都是男性。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成为欧洲病夫。普通纳税人几近一半的收入都归了国家，政府决定着英国三分之一劳动力的报酬，这些人受雇于国有化的行业。1978年末和1979年初，罢工让英国陷入瘫痪。随着“不满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的持续，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因不信任动议的通过而宣布于5月3日举行选举。

在民意调查中，被称作“阳光吉姆”(Sunny Jim)的卡拉汉的支持率高于撒切尔夫人。但在选举当天，保守党赢得了43.9%的选票，工党和自由民主党(Liberals)的得票率分别为37%和13.8%。这是战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右摆”。

撒切尔夫人迅速开始行动。“我是带着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目标就任的，”她后来说，“把英国从一个依赖型社会变成一个自立型社会，从一个‘拿来给我’的国家变成一个‘自己动手’的国家。”

那是一个痛苦的开始。所得税削减的好处被汽油税的上涨抵消了，销售税引发通货膨胀。随着她削减了对困难行业的补贴，失业形势蔓延。收紧的货币政策使得利率上涨至22%，导致英镑升值，阻碍了国内投资，削弱了海外竞争力。破产企业创纪录地达到了1万家。撒切尔夫人表示，要用数年时间才能让英国摆脱社会主义带来的破坏。她警告说，“情况在好转之前还将继续恶化。”

失势

1990年11月，保守党内部爆发冲突。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是撒切尔夫人1979年第一届内阁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他当时是副首相，素以忠诚而出名，但在英国对欧洲的政策上，他与撒切尔夫人意见相左。那时，两人之间的分歧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另一位大臣肯尼斯·贝克尔(Kenneth Baker)回忆说，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玛格丽特对杰弗里非常无礼。对杰弗里而言，那是最后一根稻草，他当天晚上就辞职了。”

第二天，倾向于与欧洲更紧密合作的前国防大臣迈克尔·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宣布，他将挑战撒切尔夫人党内的领导地位。11月20日，就在撒切尔夫人赴巴黎参加峰会时，保守党举行了投票。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民调的支持率在下降，投票结果也是令人沮丧的：虽然她以204对152的投票结果战胜了夏舜霆，但根据保守党的规定，这样的优势不足以保住她的位子。

为此，这场角逐变得非常开放，并在随后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就在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与家人朋友一起等待投票结果时，她得知夏舜霆已经输给了声调柔和的财政大臣约翰·梅杰(John Major)，而后者是她的一个门生。当有人评论说，她的同事们不体面地动摇了，她回答说，“亲爱的，这就是政治。”虽然撒切尔夫人一开始发誓将在第二轮投票中“继续战斗，直到胜利”，但她最终被劝服退出了选举。经过与女王的交流、与其他世界领导人通话，并在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发表了最后讲话，她于1990年11月28日辞职，流着泪离开了唐宁街10号，她感觉自己受到了背叛。

下野之后，撒切尔夫人去了很多地方，在巡回演讲中吸引了大批观众。她加入上议院(House of Lords)，成为凯斯蒂文女男爵。她写了回忆录，并投身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基金会(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的工作之中，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就是为了传播她一直以来推崇的价值。

她在表达想法时依然直言不讳。伊拉克于1990年8月2日入侵科威特。在她任首相的最后几个月里，她支持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构建一个联合国的联盟以反对伊拉克的行径。在入侵发生时，撒切尔夫人在科罗拉多的艾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与布什以及其他世界领导人会晤。“乔治，记着，”据说她这样对布什说，“现在可不是怯懦不前的时候。”

退休后，撒切尔夫人继续呼吁，面对侵略行径应毫不动摇，在20世纪90年代初，她主张西方干预并阻止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纷争和流血冲突。“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她支持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的政策，对资助恐怖活动的政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她还支持了那场赶走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战争。

据她的女儿说，撒切尔夫人那时已开始出现失智症的症状，这一疾病最终击垮了她，也成为2011年那部广受批评的以她为主题的电影《铁娘子》(The Iron Lady)的重点，片中由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出演撒切尔夫人。

但在她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撒切尔夫人从来没有停止她的反欧洲言论。“在我一生中，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英语国家，”她1999年在保守党的年度会议上说。这番话不出意外地引来一些人的愤怒，但一如往常，很少有人会怀疑撒切尔夫人言不由衷。

她在批评她的继任者时也毫无顾忌，包括她对梅杰处理经济问题的不满。她的坦白常常让保守党人尴尬。在很多人看来，比起她的前门徒，撒切尔夫人更偏爱工党新领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

这种看法并不意外，自从在1997年击败梅杰，布莱尔从某种方面来说强调了撒切尔夫人政策的胜利。布莱尔领导他的“新工党”获得胜利，他在竞选纲领中承诺让商业脱离政府的限制、结束影响投资的税收项目，并减少对国家的依赖。

撒切尔夫人的传记作者雨果·扬在199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她的政治遗产，“从很多方面都被布莱尔政府全盘接受。这落实了她曾经说过的：‘除非工党变得像保守党一样，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否则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