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韩国传教团疯狂 他们的大脑与精神病患者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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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MRI scan of a person with schizophrenia and religious people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其中之一是堂堂国家总统竟然与邪教头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人便是韩国总统朴槿惠。据《韩国总统朴槿惠一直被邪教控制？不可信韩国政治》消息，朴槿惠一直被“邪教组织”头目崔泰敏的女儿崔顺实控制，铁证是媒体曝光了崔顺实修改了朴槿惠多份演讲稿，人们称之为“傀儡总统”。
韩国统一教举行“集体婚礼”现场
该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议论这一起“政治新闻”时，也把焦点集中到韩国邪教问题上——韩国邪教真的就那么厉害，连国家总统也能控制？事实上，韩国最初是以佛教为主的国度，朝鲜战争后基督教大举进入韩国，各种邪教相继产生，目前主要邪教有统一教、摄理教、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等。
近年来，韩国邪教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渗透，他们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以文化交流为幌子，在中国境内建立据点，拉拢信徒，骗取钱财，奸淫妇女，多次被我国公安机关查处。韩国邪教幕后操纵朴槿惠一事，由此引起民众担心，如何抵制韩国邪教来袭！
在此，笔者说说韩国邪教的一些典型特征，提醒人们注意防范，把内心的焦虑感降到最低。
他们大多数打着基督教的旗号
任何一个现象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历史原因。韩国原来是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自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在意识形态倒向西方社会，基督教由此大量流入韩国。韩国现在的邪教组织，都是从基督教中分离出的异端邪说，比如统一教、摄理教、新天地教会等都是如此。
同时，中国在一百多年前，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基督教大量涌入中国，向民众传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交流加强，基督教传播再次回潮，在国内有数量不菲的教堂、传教人士以及大量的信徒。韩国邪教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向我国渗透，无疑有很强的欺骗性，让人防不胜防。
比如，统一教创始人文鲜明以“第二基督”自居，大言不惭地宣称“我比耶稣本人更伟大”；摄理教创始人郑明锡自称是“重新降临人间的真正的基督耶稣”；新天地教会创始人李万熙否认耶稣基督救恩的普世性，自称是“救世主代言人”等等。
韩国邪教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传播，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特定的现实原因。如果我们生活中遇到韩国来传播“基督教”的，一定要查清他们的背影，是不是有邪教组织的影子。
他们大多数以经济文化交流为幌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各国交流剧增，其中又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共同繁荣。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经济文化交流，既扩大了我国的影响，同时也给各种邪教活动提供了“机会”，即以经济文化交流为幌子，从事害人害已的邪教活动。
韩国邪教向中国参透，就是这样做的，其案例让人触目惊心。比如，摄理教打着“世界和平文化交流会”、“跆拳道”等名目，通过现场表演的方式，积极向中国渗透。又如，统一教成立了“国际科学统一会议”(ICUS),“教授世界和平年会”(PWPA)，“华盛顿公共政策价值观念研究所”、“国际宗教基金会(IFR)”、“世界宗教大会(CWR)”等十几个协会或基金会，并以这些组织的名义向高级知识分子和宗教界高层人士渗透。
中国反邪教协会秘书长王渝生教授指出，“他们打着宗教、文化的旗号，特别用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化‘面纱’，以文化团体、社团组织……来掩盖摄理教的邪教本质。”经济文化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人人都会采取开放的心态接纳，王教授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经济和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其隐蔽性和欺骗性极强，统一教和摄理教在中国大肆渗透，上当受骗的群众不在少数，这些铁证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在与韩国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时，还需多长一个心眼，严防上了韩国邪教的当。
他们大多数以聚敛钱财为目的
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其任何行动都有一定的驱向性，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韩国邪教与世界其他邪教一样，敛聚钱财是重要目的之一，并且他们采取的方式都大同小异，即通过榨取信徒，收取奉献金等方式骗取大量钱财，供教主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
说起韩国邪教诈骗钱财，一点都不亚于中国的法轮功、全能神、门徒会、华藏宗门等邪教组织。比如，统一教规定每位教徒须将前3年的收入全部上交教会，3年后则每年交什一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摄理教要求信徒从事“义卖”活动，尽管出售的是口香糖等小物品，但聚敛的钱财高达数亿元！新天地教会安排信徒去上班工作、领取工资，继而再把他们领取的工资以集会时各种名目十分繁多的所谓“奉献捐款”榨取出来！
韩国邪教诈骗钱财，最终受伤害的是那些普通信徒，他们不仅为邪教付出青春、付出了劳力、付出了血汗钱，同时还留下了深深地心灵创伤。比如，2006年4月2日，摄理教头目郑明锡在中国辽宁省鞍山市郊外天山溪谷的4栋豪华别墅内，同50多名女信徒发生性关系，其中只有两名女性逃出。
除此之外，韩国邪教擅长编造谣言，鼓吹“谁要背叛，谁出门就会发生车祸，不得好死”、“要患严重疾病，生不如死”等，对信徒实施精神恐吓。很多信徒内心蒙上厚厚的心理阴影，大部分人失去了工作，有的离家出走或离婚，有的被捕，有的自杀，还有的生病不去医院治疗而死亡，给个人和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网上盛传朴槿惠与邪教组织有关，加之韩国邪教不断向中国渗透，两件联系在一起，无疑给咱们中国人敲响了一个警钟，防范韩国邪教渗透仍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全社会共同努力。
害死中国人的韩国海外传教团 到底有多疯狂？
到了朴正熙时代，韩国有了一种政教合一的味道，同时，各种基督教变种的邪教发展得比基督教还要迅猛。比如文鲜明的统一教，崔顺实父亲崔泰敏的永生教，早先还有淫棍派等等。
朴正熙意识到宗教对政权的侵蚀，渐渐地将教会政治优势打压下去。这时，韩国教会将发展重心从政治转向了信徒“灵性归属”。
韩国基督教一开始就得到了美国扶持，并承担着宣传任务。1954年在民生极其困顿背景下，韩国基督教广播网（CBS）拿到了大笔美元，顺利开播。
“路德时间”成了CBS王牌节目，成了一些韩国人的精神食粮。
1956年美国再投巨资成立“远东广播网”（FBS），用汉语和俄语分别向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进行福音宣讲（宣传战），每天时长达到14小时，取得了不错效果，有的中国人偷偷写信到广播中的地址。
1963年成立远东广播公司，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宣传。
现在韩国宗教宣传进入了网络和面对面交流（来华传教）时代。
韩国国内则在宗教狂热之中，“全韩福音化”是基督教在韩国本土最大理想。
韩国学园传道会总裁金俊坤认为，韩国跟以色列一样，是第二个“神的选民”民族，是远东灯塔。并相信在世界末日来临时，信神的韩国将领导整个世界，成为宇宙大国。
那么对韩国来说，基督教在国内要排斥其它所有宗教，而在不信教的韩国人眼中，基督教是“狗督教”。
但基督教在美国和韩国政治势力和财团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占据绝对优势，它的手法亦是相当强悍。
集中培训
以汉城等城市的学园传道会为例，一次完整培训过程为四个白天，五个夜晚。课程为：如何祷告？如何成为基督徒？如何让圣灵充满内心？三步走。
学员们被从各地带来后，就马上进行10人一组的编组，实行军事化严格管理。每小组配一名培训师（教官）。
小组成员每天吃，住，学习，祷告都必须在一起，还要交流每天的心得感悟。
培训师非常重要，韩国教会有一套培训理论，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接触过基督教，那么对教会的温度一般只有10度，20度，甚至为零度。
所以培训师自己必须每天保持一百度的高温，来加热周围宗教温度。
有的中国人接触到韩国传教团体时，往往会遇到死缠烂打，打骂不走的情况，就是这套理论带来的。因为传教者一定是极度疯狂的100度。
这一套下来，在韩国培训营里的民众，转化为基督徒比例为98%，除非你神经超级大条，才能成为那2%。
遍地开花
从1971年开始，韩国各城乡教友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其中邪教也受益无穷，人们根本分不清谁正谁邪，因为套路一个比一个狠。
既然第一步已经成功，接下来就是巩固期，所谓巩固就是祷告。
韩国教会对信徒祷告有严格要求，必须定时，定量，少一次，少一句都不行。
祷告并不仅在教堂之中，而是要融入生活。晨祷会，是韩国一个创举，世界上没有一个基督教主体国家能做到韩国这种力度。
每天早晨，牧师会带着男女信徒聚集到固定地点，一起感受神的大能和福音。包括韩国总统也有自己的晨祷会。
从城市到乡村，再到深山密林之中，韩国可谓是祷告声一片，时间长的人能达到40天以上，不停的祷告。
大型活动
布道活动是扩大教会影响力的重要举动，活动声势越大，吸引的民众越多，1973年艾汝岛广场布道大会，人数达到一百万以上，持续五天，参会民众如痴如醉，精神恍惚。
1971年，该教会成功吸引新成员30万。
1980年举办了“韩国-新生命”布道大会，有意选择冻得滴尿成冰的寒冬时间来检验教徒意志，各地教会几乎全部参加。因为地方太小，一拨人在室内祷告，一拨人在室外祷告。
然后，室外那帮冻得不行不行的，词都念不利索，哈哈哈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哈啾！
于是，就室外室内几万人，两个小时换一次场地。
活动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纸的极力推送，又影响许多人自发加入教会。这时期，韩国教会由农村人口变成了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
海外传教
这是韩国必走的一条路，国内饱和后，影响力必须向境外发展，控制更多教徒。
这是需要大量资金为后盾的，这么神圣的事情，谈钱就俗了，但钱必须从信徒身上刮来。
拿枪顶着你要钱，那是抢劫，拿经文对着你要，那就是爱的奉献了。
韩国人奉献教会比例一般是收入的十分之一，但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你得主动一些，多掏一些，狂热的白领往往会掏出十分之九的收入给教会。
高级神职人员则不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还有政治影响力，当然还有丰厚的薪水。要啥自行车！
有了资金就可以对境外传教铺路，这不是白扔的。境外带出的大批教徒，自然也会乖乖掏钱，中国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个传教地，更是一个庞大市场。
韩国对外宣教协会最早成立于1972年，由赵东震担任董事长。体量最大的是艾汝岛纯福音教会。
这支海外传教大军人数接近10万，主要针对地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是重中之重。
中韩建交前，日本是韩国最重要的传教国，日本见招拆招，跟韩国玩阴的。现在中国东北地区教会中，不断有韩国人身影闪现。
大规模境外传教，背后站着韩国政府，传教士一方面是福音传播者，一方面是韩国民间大使，有政治目的。
阿富汗人质事件
韩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海外传教力量，而且在热情、组织、精神方面，绝对是第一位。
2000年时，一名韩国传教士每月援助金（由NGO提供）为1500美元，这钱可供他开销，设机构，聘职员等。
从韩国海外传教兵团来算，金额到今天已经是无法估算的天文数字。
2007年7月13日，韩国盆唐泉水教会慈善团一行20人，从汉城经北京再过迪拜，到达阿富汗喀布尔，由当地韩国NGO接待。
7月19日，3名当地的韩国人陪团共23人，前往坎大哈传教，途中大巴被塔利塔堵劫。
7月21日，卢武弦通过CNN呼吁塔利班释放人质。
22日，塔利班警告，如果美国不释放对应的23名被俘人员，将处死人质。
31日，塔利班已经处死两名人质。
8月1日，韩国终于禁止传教士进入阿富汗。
2日，韩国国会代表团前往美国求救。
10日，韩国大使与塔利班在加兹尼省部落长老协调下谈判。
11日，塔利班释放两名女病人。
28日，塔利班释放剩下的19名人质，危机结束。
阿富汗政府，美国政府强烈批评了韩国这种不合理海外传播行为。
这场传教危机，韩国人几乎将美国和阿富汗政府拖入泥潭，韩国政府也因此改变了“护照法”。
但传教行为并没有停下来，只是去这些伊斯兰地区传播基督教的疯狂行为得到了一些控制。
其实印尼在解决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潘基文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韩国答应塔利班的条件为：
一，撤出驻阿韩军（医疗队）
二，停止在阿富汗所有传教活动。
三，韩国人（非外交人员）全部离开阿富汗。
四，塔利班不以释放阿富汗监狱中囚犯为条件。
另外韩国付了2000万英镑给塔利班（韩国只承认给了400万美元）
人质释放后，德国、丹麦公开谴责韩国人的做法，因为不合理传教打着慈善团体的名义，结果损害真正慈善团体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活动。加拿大趁机补刀，特别痛骂了韩国直接与塔利班谈判。
韩国境外传教是战略性手段，它们有个“2030计划”，他们吹嘘，到时将在海外拥有46万名传教士。
2007人质事件，对韩国传教活动来说，起到了一些收敛作用，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批评。
韩国教会传教之心是不会幻灭的，只是手段更加隐蔽而已。中国虽然今年也驱逐了一些韩国传教团体，但总体形势并不乐观。
韩国“邪教”渗透中国 超越ISIS的威胁
撰写2017-06-12 01:53:06http://global.dwnews.com/news/2017-06-12/59819578.html
当地时间6月11日前后，两个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遭到疑似“伊斯兰国”（ISIS）分子绑架杀害的消息引发各界愤怒。中文网络上一片对恐怖分子的谴责和声讨。但当地媒体披露消息，称两人系在协助韩国人海外传教期间遇害。一个不亚于ISIS的威胁也浮出水面。
巴基斯坦军警会保护中国机构，却不会保护韩国教会（图源：VCG）
比起被中国反恐努力阻于国门之外的ISIS，已经渗透入中国多个省份、建立了庞大地下网络的韩国地下教会，显然威胁更大。如目前情报属实，本次遇害的中国公民就是先被韩国教会诱至巴基斯坦后，进而再落入ISIS手中的。这意味着ISIS固然是杀人凶手，但韩国地下教会也不是无辜的。
也就在两人被绑之后的5月24日，就有来自中国教徒的消息披露两人系“宣教士”，在一家韩国人开设的语言学校工作。这点恰恰也成了本次事件中锁定韩国“地下教会”最早的证据。而这些教会与传统基督教的差异，更使之显出“旁门左道”乃至“邪教”的特征。
对韩国教会来说，该国从21世纪初开始就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传教大国。该国已向169个国家和地区派出2万多名传教士。在文化较为落后与疾病肆虐的第三世界国家，韩国传教士的活动的确起到一些正面作用。
但以2000年韩国传教士在哈萨克斯坦组织数千教徒游行为开始，相关国家先后发觉其侵略式传教之危险。随后，阿富汗在2006年将千余名韩国人驱逐出境。
韩国当局认为这些狂热的教士“影响了国家形象”，并在2011年通过新《护照法》，限制本国公民前往中东等伊斯兰教国家传教，加入“对在国外有损国家形象的人限制发放护照”的规定。但这样一来，反而让规模更小、生存状况更恶劣的教派选择更为狂热的海外传教路线，为自己增加本土竞争力。
为此，这些教会仍热衷于前往阿富汗、利比亚、摩洛哥、也门等动荡区域传教，并以“殉道”热情参与活动。但仅靠韩方人员，就难免人手不足。加上从2016年6月开始，韩国情报部门更发现“驻韩美军设施及韩国民成ISIS恐袭对象”。他们招募中国“义工”成了一种可行的选择。
本案的牺牲者恰恰就是如此的状况。同行13人被带入巴基斯坦后，每个月仅仅能得到来自韩国老板的不足2,000元人民币的工资。除此之外，其通讯设备全被收缴，更被切断了和中国使馆等机构的联系。这使得外界有必要注意一个现实，在ISIS分子已经被巴方军警击毙之后，韩国教会非法控制中国公民人身自由的责任也有必要追究。
事实上，中国其实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在国内运作的韩国地下教会的生态了。这一组织不仅可以建立从中国东北边境到西南边疆的秘密交通线，更有传闻显示，有相当数量的新疆恐怖分子甚至利用这一交通线潜逃至国外。加之很多韩国“教士”也有情报人员身份，这就让他们可以借此形成一个相对可靠的情报网。
不可否认，北京已经注意到了很多敏感区域的韩国教会的违规行动，就在2017年，更驱逐了三十多人。但这恐怕还不够。在韩国教会不珍惜中国信徒的生命，把那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送往宗教冲突的敏感地带之际，北京也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威胁不亚于ISIS的组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