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CH（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叔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尔德·汤因比（1852-1883）。为了区分两者，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汤因比著述颇丰，其中以他十二钜册的《历史研究》为最辉煌。汤因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划分为26种文明，并断言，文明得以崛起的原因在于它在包含精英领袖的少数创造者的领导下成功地应对了环境的挑战。[1]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生平
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年生于英国伦敦，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1911年毕业。其后加入雅典考古学院成为研究生，并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回国后，成为母校的研究员，专门研究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并曾执教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厅，并于1919年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战后，他成为伦敦大学希腊文与历史学教授。1925年，受命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教授兼所长，他任此职达三十年之久。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授予他帝国总理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再次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参与了战后和谈。
汤因比认为存在着一个远东文明，这是一种母文明，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是其子文明，越南文明和朝鲜文明又是中华文明的子文明。
汤因比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1911年获学位。后短期在雅典的英国学院求学，此一经历促成他关于文明衰落的哲学萌芽。 求职与创作
1912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1915年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后，在伦敦大学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腊研究教授。 他于1921年～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后将此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于1922年发表。1925年他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 报刊评论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1] 生平年表
时间 | 年龄 | 生平事件 |
|---|
1889年4月14日 | 0 | |
1902年 | 13 | 进入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公立学校圣玛丽学院（College of Saint Mary），接受古典语文教育，能以希腊文与拉丁文从事诗作。 |
1907年 | 18 | 复进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Balliol College），专攻古代史，奠定他对古代文明深入研究的基础。 |
1911年 | 22 | 牛津大学毕业后，汤因比加入雅典考古学院成为研究生，并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回国后，留校担任研究员，并兼任学生导师，专门研究以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 |
1912年 | 23 | 成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 |
1913年9月 | 24 | 与罗莎琳德·默里（Rosalind Murray）结婚。 |
1914年 | 25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汤因比感触良深，成为激发他后来写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这部巨著的动机。 |
1915年 | 26 | 他因痢疾未愈，得免兵役。但徵调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工作，前后将近五年。 |
1919年 | 30 | 一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他以英国代表团中东地区专家的身分出席。会议结束，受聘为伦敦大学现代希腊研究讲座教授。而《历史研究》一书的构思逐渐形成。 |
1920年 | 31 | 在牛津大学举行了开创性的演讲“希腊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ece）”。 |
1921年 | 32 | 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直到1922年。同年1月～9月游历希腊与土耳其两国。 |
1922年 | 33 | 发表于希土战争期间写成的《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 |
1925年 | 36 | 接受伦敦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教授之聘，并担任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1920年成立，属民间机构）研究部之主持人，负责国际事务综览（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之编辑工作。年出一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 |
1926年 | 37 | 担任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一直任职到1953年为止。 |
1927年 | 38 | 正式开始《历史研究》的写作。 |
1929年 | 40 | 维罗妮卡·玛乔丽·博尔特（Veronica Marjorie Boulter）成为汤因比的助理秘书。同年11月途经当时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第一次来到中国访问，先后于北京、上海等地停留。 |
1934年 | 45 | 发表《历史研究》中的三篇关于“文明的起源”的内容。 |
1936年 | 47 | |
1939年 | 50 | 继续发表《历史研究》中的三篇“文明的成长”、“文明的衰落”及“文明的解体”的内容。 |
1942年 | 53 | 与前妻罗莎琳德·默里分居。 |
1943年 | 54 | 再次于英国外交部任职，任期三年。 |
1946年 | 57 | 以英国代表身份，再度参加二战善后的巴黎和平会议。同年8月与前妻离异，9月28日与其助理秘书维罗妮卡·玛乔丽·博尔特（Veronica Marjorie Boulter）结合。 |
1947年3月17日 | 58 | |
1948年 | 59 | 其学术思想遭到了历史学专业其他学者的抨击。 |
1954年 | 65 | 发表《历史研究》中六篇“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教会”、“英雄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为什么研究历史”。 |
1955年 | 66 | 退休，辞去伦敦大学教职，专心致力写作。由于他对国家的贡献，曾受封为荣誉侍从（C. H.）；并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以推崇他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 |
1959年 | 70 | 发表《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大事件年表”与“地图集”。 |
1961年 | 72 | 发表《历史研究》中的最后一册“历史的反思”。 |
1965年 | 76 | 发表《汉尼拔的遗产》（Hannibal's Legacy）。 |
1967年 | 78 | 维罗妮卡陪伴汤因比第二次访问中国，曾参观香港某住宅区，期间对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以及中国文化有极高评价。 |
1973年 | 84 | 发表《康斯坦丁·普菲洛杰尼图斯与他的世界》（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and his World）。 |
1974年 | 85 | |
1975年10月22日 | 86 | 于约克郡普里·卡斯特疗养院去世，享年86岁。遗体安葬在英格兰北约克郡的特林顿墓园，其妻维罗妮卡去世后与之合墓一处。[3] |
家族系谱
英文原名 | 中文译名 | 生没时间 | 关系 | 备注 |
|---|
Joseph Toynbee | 约瑟夫·汤因比 | 1815～1866 | | |
Harriet Holmes | 哈里特·福尔摩斯 | | | |
Arnold Toynbee | 阿诺德·汤因比 | 1852.8.23～1883.3.9 | 伯父 | |
Harry Valpy Toynbee | 哈里·瓦尔皮·汤因比 | 1861～1941 | 父亲 | |
Sarah Edith Marshall | 莎拉·伊迪丝·马歇尔 | 1859～1939 | 母亲 | |
Jocelyn Mary Catherine Toynbee | 乔丝琳·玛丽·卡特琳·汤因比 | 1897.3.3～1985.12.31 | 姐姐 | |
Rosalind Murray | 罗莎琳德·默里 | 1890～1967 | | 与汤因比在1913年结婚，1946年离异。[10] |
Veronica Marjorie Boulter | 维罗妮卡·玛乔丽·博尔特 | 1894～1980 | 后妻 | 原汤因比助理秘书，1946年与其结婚后更名为维罗妮卡·汤因比（ Veronica Toynbee）。[11] |
Antony Harry Robert Toynbee | 安东尼·哈里·罗伯特·汤因比 | 1914.9.2～1939 | 长子 | |
Theodore Philip Toynbe | 西奥多·菲利普·汤因比 | 1916.6.25～1981.6.15 | | 汤因比与前妻所生，作家兼记者。他与妻子安妮·鲍威尔（Anne Powell）育有一女。[13] |
Lawrence Toynbee | 劳伦斯·汤因比 | 1922.12.22～2002.1.19 | 三子 | |
Polly Toynbee | 波莉·汤因比 | 1946.12.27～ | 孙女 | 西奥多·菲利普·汤因比与前妻安妮·鲍威尔所生，原名玛丽·路易莎·汤因比（Mary Louisa Toynbee）。[15] |
历史研究的文明史学观
汤因比坚决反对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大的文明。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通过概括希腊、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汤因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不过，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是是停滞不前的。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16] 文明的相互接触
汤因比认为，各个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恰恰是相互接触的。文明的相互接触包括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和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中的接触。在汤因比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好奇心刺激着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历史，这是促使历史学家们发现和解释的动力。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通过分类，判断什么是真实的、有意义的。而且，在研究事实时必须抓住要点，并加以比较。和对历史的决定论的解释不同，汤因比相信，人类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选择，可以学会如何做出选择。只要学会同超越人类的现实达成和谐关系，人类的这种选择就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实现政治与精神的统一
汤因比指出，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而是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至于跌落万丈深渊。人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目标、思想和行为，这是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汤因比看来，由于过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关系的网络。当代人类正共同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汤因比期待并预言人类将在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但是，他强调，这一巨大变革必须以全人类的平等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实现，而不是继续以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实现。西方将把它过去五百年中的主导权转交给新兴国家。 中国在历史与未来的作用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像汤因比这么期待中国对世界的和平、统一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问汤因比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说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中国新疆。汤因比对中国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主要著作
汤因比有六部代表性著作，分别是《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人类必须抉择》、《汤因比论汤因比》。这其中，可以把两部最主要的代表作：《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看作一个单元。前者为历史哲学思想，后者则偏重于历史叙述。当然，二者都是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并且，他们还相互印证。《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以《人类和大地母亲》中所描述的历史事实为事实依据，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概括得出；《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所描述的史实则以《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描述人类历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和《人类必须抉择》为一单元。这三部著作集中展现了汤因比对人类现当代文明的思考、忧虑和对人类未来的谋划与憧憬。《汤因比论汤因比》为一单元。这部以对话录集成的著作是汤因比在生命末年对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自我总结和介绍，对于理解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很有助益。 著作观点
汤因比著述虽丰，但究以他12巨册的《历史研究》最为辉煌。汤因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画分为21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汤因比认为必将导致国家主义、穷兵黩武以及独裁政治的灾祸。人类因为道德的没落，终将自食恶果。然而，他也相信维护人类和平相处的“世界政府”与“世界宗教”，最后也将会在人类的觉悟中诞生。由于对历史的了解，汤因比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寄予无限关切。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检视人类的历史过程中26种文明的兴衰而作了这样的结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文明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然后因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过失及少数专制的暴政而沦亡。汤因比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看法不同，前者并不认为文明的死亡无法避免，端赖其能不能对接连的挑战持续产生回应而定。他也不像马克思视经济力量决定历史，而认为历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 汤因比在着手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完成了许多小部著作，并担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研究部主任（1939年～1943年）和外交部研究司司长（1943年～1946年）； 他也保留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直至1956年退休为止。汤因比著述颇丰，在50及60年代继续完成有关世界宗教、西方文明、古典历史与世界游记等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将强调重点从文明转到高等宗教作为历史主角的首要性上。其他的著作有：《经受着考验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1948年）、《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East to West:A Journey Round the World，1958年）及《希腊精神：文明史》（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1959年）等。 文化学派
汤因比史学的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作出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斯宾格勒创立的文化形态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汤因比对文化形态的基本看法如下：[17] 历史研究单位。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从而抛弃了传统史学中的国别史与断代史的概念，而代之以一个个文明（或社会）。 文明的数量。在汤因比，文明考察的视界扩大了，从斯宾格勒的八种发展到二十六种。在这些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属关系，即上代文明与下代文明的关系。他承认西方文明也只不过是这类文明中的一个而已，从而疏离了西方传统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的陈说。
文明的可比性。在汤因比看来，以上这些文明尽管出现时间有先有后，但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文明起源于“挑战与应战”。汤因比分析了第一代六个文明的起源，得出了文明的产生是对一种特别困难的环境进行成功的应战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尺度。汤因比认为，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是能顺利成长壮大的，事实上，有些文明流产了，有些文明则在它们生长的早期就停止了，这显然是因为挑战过量而致。在他看来，文明生长的尺度应当是，在一系列的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中，场所发生了转移，即从文明的外部环境移入到文明的内部。在这种逐渐升华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决能力”，才是文明成长的标志。文明生成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这个社会内“自决能力”的不断增长，而这正是由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所促成的。
文明衰落的原因。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决能力”的丧失。
文明的解体。大一统帝国——间歇时期——大一统教会——民族大迁移。
西方文明的前景。汤因比反对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前途所持的悲观论调，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西方文明可以避免解体的命运而且可以保持活力，继续发展。 历史理论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18] 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
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 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
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
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汤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论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指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一个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汤因比的理论和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但他仍然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事关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问题。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和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人生感悟
汤因比说，他后来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从乐观转向了悲观。在每一次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之后，他都想人们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那么做了。他一直认为，人们不会再用核武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然而，事实上人们已经在进行一场相当于世界大战的战争了。除了核武器，人们用各种手段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类正处在下一次由自己造成的突然爆发的麻烦中。另外，心理上的不安和道德上的困惑对于人们的影响也相当于战争了。[19] 汤因比一直认为，人性中爱的一面将战胜其贪欲和侵略性的一面。然而，可能是由于年龄的原因，汤因比变得更为谨慎和悲观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曾告诉他，当他们用刺刀去杀人的时候，他们是很恐怖的，而当他们在远远的地方向敌人开枪或者用炸弹炸一群敌人时，就不会觉得恐怖了。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士兵给德国士兵取绰号，把他们叫做德国丘八，这样，他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杀死这些敌人了，因为他们不是人。而如果把德国人看作是一个有名有姓的德国青年，他的口供里还揣着家书，要去心安理得杀死这个德国青年就困难多了。 汤因比说人生是一种隐喻，是一种关于人生的脆弱和不安的隐喻。汤因比是以他的伯父阿诺德·汤因比命名的。这位伯父在三十五岁的时候死于脑膜炎，汤因比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这位伯父。他说如果自己也像他伯父那样三十五岁就去世了，那么他就会死得悄无声息、毫无成就。他经常觉得他会早死，不过他却挺长寿。他活得越长，就越觉得自己得了不劳而获的好处。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战士，那么他可能已经像他的许多同学，像交战的另一方的许多人那样已经被打死了。他总是想，那些二十五六岁时就被杀死的人的同龄人会取得什么成就。汤因比指出，一个人取得成就既归功于他的才能和优点，也得益于机遇。每年他失去的同龄人越来越多，而他的年龄却越来越长，他就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和他人命运的不同，体会到他们的早逝是多么不合理和野蛮。汤因比还说，他收到过一些信件，这些寄信人说他们撰写了论述历史的书稿，可是却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接受它们。汤因比说通常他能够理解为什么出版商不愿意接受出版这些书稿，因为没有多少人会被历史选择上从而获得成功——这就是人生的悲剧。比起他的叔父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杀死的他的同龄人，那些活着并做过努力却没有成功的人要更加悲惨。 汤因比的隐喻的第二个方面，是痛苦转变的重要性。汤因比说，他既有过人们都有的痛苦，也经历过自己独有的痛苦。遭到痛苦之后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它们。是简单地对它们持否定态度，还是被它们激怒、压倒或者通过它们而有所成就？汤因比说他是尽力而为的，并认为自己是以正确的方式对待痛苦的。在《浮士德》中一段著名的话里，上帝说人太容易松懈，几乎都喜欢绝对的安宁，他乐意给人一个伙伴。上帝所说的这个伙伴就是魔鬼靡菲斯托。汤因比说，魔鬼是一个必要的刺激者或者挑战者，歌德的这段话道出了人生的一个深奥的道理——这种魔鬼是在使贝壳生成珍珠的沙子，虽然对贝壳是有害的，但却生成了珍珠这样一种美丽而有价值的东西。看透真相的人们已经用诸多方式提出过这一哲理了。 人类与大地母亲
人类与大地母亲作者以抒情式的文笔，叙述了自人类形成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以及人类自身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
他以“区域文明”作为历史考察的对象，摒弃了西方史学家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并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人类历史置于自然界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本书既是一部通俗的叙事体史学著作，又集中凝聚了作者一生学术思想的精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首先，从时间上看，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入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 《展望21世纪》
展望21世纪本书分为《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共三篇十二章，论及的问题极为广泛。两位作者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去，着眼当代，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治制度、领导选择、军备竞赛、和平战争，一直到未来的世界大同，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当代世界所有最迫切的问题，并对未来世界作了预测和展望，还谈了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一
启蒙时代以来的近代历史学，除了传统的考证与“以史布道”仍然延续、孤立的“国别史”、“王朝史”、“人物－事件史”依然不承认任何整体观念与宏观概括外，在承认世界性长时段宏观历史的人们中主要有四种视角：
一、进化论的全球史观。
这是一种起源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进步”观念的史学模式，其典型便是我们熟知的“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论。不管是“五段论”、“三段论”，还是“单线说”、“多线说”，都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整体进化的信念基础上的。除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突出外，从维科、孔多塞、特莱帕以来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这种阶段论的进化史观，当然他们不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主要以经济基础来划分阶段。
二、文化类型史观A。
作为文化类型学说，它与下面讲到的文化类型史观B一样，以共时态的各种“文化”横向并列否定了历时态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但与B不同的是：这种史观主张“文化”有优劣之分，因而往往站在某一文化本位的立场，甚至从文化优劣论走向种族优劣论。法西斯主义的“雅利安史观”与“皇国史观”即为其典型。当代已不存在明显的种族优劣论史观，但文化优劣论以及以文化基因优劣决定各民族历史不同进程的文化决定论史观仍然流行。
三、文化类型史观B。
它也强调各种文化或文明的共时态并列而否定超文化的全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但与文化类型史观A不同，它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不强调文化有优劣或明确否认文化有优劣。因此可能表达一种反种族主义、反特定文化本位主义的普世人文主义价值。也正因此，它还可能认为（与史观A往往强调某一优秀文化之永恒活力相反）不同文化会有类似的“生命历程”，即都经过起源、繁荣、衰落与灭亡等阶段，而且其间有许多机制是各文化的生命历程中共同的或相似的。与进化史观不同的是这里的文化生命历程并不具有“进步”的意义。因而一种文化衰亡后如果有另一文化兴起，那也不意味着由落后向先进的演进，而只是生命周期的又一轮循环。所以尽管各文化或“文明”在经验上存在着时序的先后，但“在哲学意义上”仍可以把它们都看作是共时态的。
四、非进化的“世界体系”史观。
这种史观以摆脱了“启蒙理性”而突出后现代价值观的“新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新左派”史学为代表，它既否认社会阶段进化学说，也否认各文化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个整体，提倡从全球角度看历史，但同时反对“进步”观念。它或者把“世界体系”视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结构，两者可能有道义上的善恶之别（“中心”不公正地压迫“边缘”），但没有进化顺序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或者连这种善恶对立也被解构与淡化，世界体系中各个部分的区别只被视为某种原因不明的长周期或超长周期（有时套用经济学的名词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但其含意与经济学对该周期的理解风马牛不相及）循环带来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变化。
我们这里要说到的汤因比，以及他的这部鸿篇巨制的《历史研究》，就是上述第三种视角即“文化类型史观B”的最著名代表。尽管人们的思想是互相影响的，上述四种史观的边界并不是绝对清晰。例如汤因比虽然否认历史进化论，但他也曾表示过人类历史中存在着从局部的统一（分列的文明）向最后的大同（统一的全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这被苏联时期官方的《苏联历史百科全书》（СИЭ）判定为“有一定的进步作用”。汤因比总的来说是反对文化有优劣并强调诸文明都不能避免“生命周期”的，但他早期对西方文明、晚年对“中国文明”都确曾另眼相看，特别是他晚年的“中国救世论”很让我们许多华夏子孙听得兴奋。汤因比的文明分立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逻辑上有根本的冲突，更没有沃勒斯坦那种“中心”剥削“边缘”的观念，但他把某一时段上各民族或“文明”处境的巨大差异解释为“生命周期”中处于不同阶段，这与如今被炒得很热的弗兰克关于世界上发达部分与不发达部分的区别起因于各自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升期或下降期的说法，还是明显相似的。
因此无论从回应挑战还是汲取借鉴的角度，各种视角的史家都不能忽视汤因比，虽然他的那种史观如今已经不是最时髦的。
二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是当代影响最大的英国史学家之一。他出身学术世家，其叔父阿诺德．汤因比就是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并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著称，他对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紧张关系深感忧虑，曾参与调解劳资纠纷，主张国家重视社会福利并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对小汤因比后来形成对“西方文明”与现代性的批判立场有潜在的影响。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专长希腊－拜占庭史与现代国际关系史，在这些方面有公认的学术造诣，但在此之外他更以知识渊博出名。与叔父一样，他也不是个纯粹书斋型学者，他曾数次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搞过情报工作，当过《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与外交部研究司司长。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借用以塞亚．柏林的话说——“刺猬”与“狐狸”兼于一身的人物。
汤因比的著作种类不算很多，但篇幅堪称等身。他的《历史研究》开始酝酿于1921年，1927年起撰写，后因担任公职与时逢战争而断断续续，在1934———1961年间先后出版了12卷，但按其设想仍属未完之稿。1946、1957年D．C．索默维尔将当时已发表的前10卷缩写成两卷的简本问世（后来的曹未风等中译本把它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到1966年，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汤因比在无法完成宏大计划的遗憾中以出版《变革与习惯》一书为这一著述工程作了总结，这时距他着手此巨著已有45年之久，缩写者索默维尔曾这样总结汤因比的心路旅程：“作者出生在维多利亚晚期的乐观主义时代，在壮年时期身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深深感到在他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古代希腊社会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他所受的主要教育又正是古代希腊式的。这就在他的心中引起了这样的问题：文明为什么会死亡？古代希腊文明的命运是否也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命运？结果，他的探索便扩大到了包括所有已知文明的衰落和解体问题，以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佐证。最后，他又进而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长，于是他就写成了这部‘历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