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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他以博大精深的历史学知识和哲学睿智为读者带来了吸收知识和进行思考的快乐。其从大体上反映出了汤因比思想的来源以及其时代背景，包括给历史爱好者们的启示。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正文：

  自十九世纪以降，民族国家体制和工业体制在西方社会的统治地位基本牢固后，生逢其时的历史学家们也免不了受到这两种制度的巨大影响。

  首先，近现代西方民主观念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是从部族意识进化过来的国家意识及附加其上的好战的本性，而不是其原本所提倡的和平与博爱。现代的民主主义与这种拿破仑战争以来勃兴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产生的是代表狂热大众热情的国家主义，而支撑这种热情的则恰恰是工业体制。其次，根据韦伯所说，这个时期的学术与政治已经成为了“双螺旋式的结构体[[i]]“，学术很难从中脱身。因此，在历史研究方面，与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政治架构捆绑在一起的，正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同时代史学家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沉醉于本国古今辉煌文明之间，不时还会附和政坛上的种族优越论，流露出关于本国立场炽热意志的宏大叙事也数不胜数。进一步的，他们也逐渐将本国的历史与整个文明圈历史甚至人类历史混淆在一起，结果大大歪曲甚至割裂了不少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进而忽视了文明圈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研究。最终，到了二十世纪早期， 所谓“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鼓舞一些列强的国家主义精神的一个工具。

  此外，自兰克之后，“叙述主义”便在西方史学界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将历史“科学化”的呼声也是风起云涌。但是当“结构--功能”的范式变革过后，兰克学派的解释范式开始慢慢受到质疑。汤因比学说的产生就是基于上述的“国家主义史学”和“叙述主义史学”的弊端逐渐显现之时。他继承的是“叙述主义”之后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大一统史学”的衣铎，想为整个历史归纳出一个普遍的历史解释范式是这个分支的追求。而《历史研究》，就是作为他这种思想的总集篇而出现的。在其中他最出名的解释范式莫过于对于各个地区文明的发展进行了解读的“挑战——应战”学说。其从根源上深受柏格森的解释范式的影响，并且结合了新黑格尔主义，部分的施宾格勒的学说，以及马克思阶级论的一系列思想。老实说，从个人的阅读感受来看，汤因比在行文过程中使用的大量的宗教和哲学话语，使得文本比较晦涩难懂，此外，他试图建立的这个程式也忽略了一些偶然性事件带来的误差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但他为努力建构的所谓“新史学”而得出的这个程式，仍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失为一个观察研究历史乃至当代社会的一个很好的透视视角。

  再者，针对“民族国家本位的国家主义史学”，他认为“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至以文明社会为单位的范围[[ii]]”才是妥当的。在确定合适研究的单位后，他便通过筛选分类把各个文明分为三个模式：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分别是三种不同形态文明的代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模式。1914年，当汤因比在学习修昔底德关于古希腊世界内部的“世界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著时，惊人的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早已为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中经历过了[[iii]]”。修昔底德生活的那个世界，与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一样分崩离析，各邦开始互相残杀，他隐约预见到这场战争将彻底的改变正处于顶峰期的古希腊文明的走向。而汤因比也发现了“一战”也会有相同的效果。因此，关于古典希腊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某种内在的共时性，亦或说大多数相同模式下的文明都会经历的共时性，就这样被挖掘出来了。这种共时性，恰恰是汤因比联系过去文明的兴衰与今后文明走向的一个重要桥梁。

  就大背景而言，汤氏的思想和其所处的时代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双元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像一些思想家们所预料的那样——阶级意识迅速的萌发。相反，大众政治的不断发展，经常伴随着媒体鼓噪的民族主义，激发出无产阶级的狂热的民族意识，并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冲击着自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列强们的”贵族—大资本家双元决策架构“，又在后者的二次煽动下，把全欧洲的青年，抛进1914年的绞肉机里。千万的尸体和崩溃的帝国，就是这最终的肉沫。这正如汤因比所认为的那样：文明的衰弱，既不是偶然因素所能随意决定，也非“天然法则”所决定，文明的衰败只可能是文明内部自身的、人为的原因。此时，西方文明的欧洲部分又一次跌入了雅典与斯巴达式的，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但这次的规模和破坏力却是史无前例的。在四年的屠杀后，欧洲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施宾格勒对现实失望，埋头写作《西方的没落》。茨威格怀念过去沐浴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德语中产文化圈的“昨日的世界”。这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早在对德宣战伊始感喟的那样：“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这句话是这个文明黑暗岁月最苍凉的一个注脚。霍布斯鲍姆曾说：“1914年前的几十年……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iv]]”。这个黄金时代的结局却是像恩格斯在更早之时预言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v]]”。这些惨状便是所谓文明衰败的这个内部的、自身的、人为的原因的核心——“文明体内部创造性冲动的丧失或表达阻塞” [[vi]]的结果。民族主义的过度泛滥恰恰是这自身原因之一，其所诱发的“一战”，乃至包括它的延续——“二战”，毁掉的正是西方文明欧洲部分的“创造性冲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不列颠殖民者在印度次大陆留下来的兵站，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寸草不生了，这和两千年前罗马人在不列颠岛北部留下来的哈德良长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vii]]。看到这相似之处，汤因比不由得对西方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深深担忧。一二五八年巴格达陷落，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克，一九四七年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崩溃，一个个曾经伟大的文明，最终都因其自身内部结构性腐化，最终瓦解。如同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放大版本，曾经的皇冠和权杖都一一落地了，像沾满了尘土的镰刀而无人拾取。人们对这些过往文明的衰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通过研究历史的方式去寻找它们能给我们的教训。因此汤因比眼中，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恰恰就是深入到这些文明里“那些不曾谋面的无名朋友们[[viii]]”的情感中去，这也是为了将来不重蹈他们的命运的一种要求。

  很显然，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以及现实之间的三向关系是具有互动性的[[ix]]，历史学家们作为将人类自发好奇心转化为行动力的那部分人，在现实要求的语境下对过去的一切“事实”进行挖掘、解释，并让人们从中得到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启示。不过汤因比在总结分析出各模式的“规律”后，对于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不解和忧虑，核能的军事化利用也让他更不确定人类是否会为了“进步”而真的会“杀害大地母亲” [[x]]。

  作为一名在浓厚宗教环境下耳濡目染成长的学者，他把解决世界病症的办法总结为回到传统的基督传统、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当然，他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中的类似因素，包括中国儒家的“世界大同”思想等，“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xi]]”。显然，他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未来发展仍是以悲观态度为主的，他并不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工业化来解决依然存在的环境恶化、饥荒、生活物质匮乏、贫富差距等问题，而是希望以一种超阶级的博爱和情怀来调和类似的矛盾，并尽可能的用相对平缓的和平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资源，教育人民，限制生育[[xii]]”。到如今，距离他去世也有数十年了，恐怖主义、新殖民主义、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这些上世纪遗留问题仍困扰着全人类，汤因比的解决方案仍然无法落实，特别是他在六七十年代时寄希的“把激进的现代工业化与保守稳定的传统文化有意识有节制地相融合[[xiii]]”的共产主义中国，也选择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发动机，从而放弃了谋求解放全人类以达到世界和平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恰恰是他所希望的。

  但是对于我们今人来说，最重要并不是要求几十年前的人对于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基于对历史的现实性研究，去探寻汤因比思想的现实意义。

  其真正的现实意义，恰恰是体现于，在这个国度的年轻人渐渐地在僵化的国家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冷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情裹挟下，沉醉在星辰大海式的崛起迷梦中，对帝国主义式武力称霸仍有一种近似疯狂的迷恋，而失去了当年对广阔世界的热情与关心时显现出来的。当代中国青年缺少的正是汤因比那种难能可贵的抛弃国家与民族成见的和平主义态度，反对穷兵黩武的国家主义的观点，以及对整个人类文明未来的深度关切。上述这几点，确实是值得吾辈青年们好好冷静下来思考与学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