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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告急，法国告急，意大利告急，欧洲进入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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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告急，法国告急，意大利告急，欧洲进入分崩离析的前夜？
欧洲的分裂，正随着世界经济的命门被美联储步步锁死，而愈演愈烈。
前面有英国退欧，后面的意大利、西班牙虎视眈眈。
欧盟最坚定的捍卫者、德国常青领袖默克尔，这段时间也不得不处理她的中年危机。
在经济向好的2017年，欧洲民粹再怎么猖獗，也阻挡不了非欧盟居民大量涌入。去年就创下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最多非欧盟居民入境生活。
（去年将近1/3的非欧盟居民入境工作；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但今年，或许有大变化。
1 此任过后，欧盟再无默克尔
“是时候开启一个新篇章了。”
现年64岁的默克尔近日向德国媒体透露，在干满这一任期后，她将不再竞选总理。同时，默克尔还否认竞选今年12月的基民盟党（CDU）的党主席。
这位执政了16年的老太太被认为是欧洲里唯一一个真正坚守着70年前世界大同梦想的人。而她的表态，发表在了自己的阵营再险失一州的时间点上，明面上在为逐渐失去民心的CDU再拉回些选民，但隐喻不言自明。在全球的极端民粹和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一个时代即将拉下帷幕。
近期，基民盟党在两大重点选区——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纷纷遭遇大挫折，支持率从巅峰时期下挫10%。相比之下，票数大幅增长的是左倾政党绿党（Greens），以及右翼民粹、坚决反移民政党另类选择（AfD）。另类选择党的其中一个党主席曾有句石破天荒的评论，他认为犹太大屠杀不过是“史上一粒鸟屎”。
德国的对外媒体德国之声就明确提出，默克尔欢迎难民的政策是分裂德国的罪魁祸首。就连特朗普都曾向媒体透露，他认为默克尔的移民政策对她的伤害惨重。
对发达国家而言，发达就是他们的原罪。
富有地区往往会吸引不发达或者战乱地区的人争相涌入。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拉美地区涌向美墨边境的上万人潮中，也发生在从中东、非洲战乱的国家涌入欧洲的百万难民中。
德国一直背负着上世纪的世界大战中屠杀人类的罪恶感，在面对国际苦难时总觉得自己有道义上的责任。所以，不像英法，它经常将人文道德关怀放在经济要素的前面考量问题。
据德国官方统计，2016年，德国就收到了高达72万份避难申请，位列整个欧洲的第一位，而自2011年战争爆发至今，德国已经接收了60万名叙利亚难民。
德国政府还提供难民非常高的资金补助。根据德国《寻求庇护者福利法案》，政府需要向难民提供住宿、食物、生活用品等最好是实物而非现金的资助。而每个难民每月可获得354欧元的补助，只比德国普通人的社保少70欧元。相比之下，对难民强硬的英国每月仅能得到200欧元左右的补助，只比该国求职者津贴高50%。
然而，为了赎罪作出的牺牲不可持续，德国在传统意义上从来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为了弥补战后经济繁荣所造成的劳动短缺，西德曾雇佣来自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劳工。但是在德语中这些人被叫做Gastarbeiter，意为“客座劳工”，就暗指这些人并不会长久停留。
虽然欧盟成立以来，来自全球各地的“新德国人”激增，难民问题却仍是这个欧盟第一强国心头痛。
当然，难民们也不争气。
2015年12月30日，科隆的活动广场上大量女性被来自阿拉伯的男性性骚扰；2016年12月19日的晚上，当人们都在柏林圣诞集市热闹地采购圣诞商品，一辆卡车突然冲进集市，造成12人死亡。这是德国在ISIS恐怖蔓延全球以来，第一次恐怖袭击。
这还没完，2017年7月18日-7月25日的短短一周内，德国境内连续发生四起由难民袭击民众引发的袭击事件。第一起是火车砍人事件，受害者都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游客；第二起是伊朗籍移民的枪击案件，至少9人死亡，第三起叙利亚难民街头砍死孕妇，重伤其余两名路人，第四起是发生在拜仁州叙利亚难民自杀式爆炸，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这些事件震慑了整个国家，民众的情绪发生了180°转变。默克尔的移民政策受到民众的谴责——
德国《明镜》杂志以“圣母默克尔”为题，把默克尔的脸部P在修女装束上，还严厉批评她不顾本国和欧盟的承受能力，大肆引进难民的政策。极端的德国网民甚至骂她“圣母女表”。
人性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物极必反。
2 经济走下坡，帅哥总统也没辙
默克尔决定从权利巅峰走下来，也侧面印证了她的政策在欧洲，甚至世界各地，都孤立无援。
法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去年马克龙成功上台，当时呼声特别高。但近来，这个一直在和德国争老大的国家，过得也不安稳。
法国的财政债务一直被诟病。根据欧盟统计局的统计，自1974年以来，法国就没有一个平衡的预算，而且已经连续11次超过自己的赤字目标。2018年第一季度，法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97.7%，仅次于葡萄牙，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今年8月，法国财政部上调2019年的财政赤字率，经济下行让这个国家始终无法兑现平衡赤字的诺言。
就在不久前，欧盟向法国发出警告：你这几年来都没有兑现跟我们许诺的赤字承诺，还有你这预算草案，也和我们之前说的不一样啊。
马克龙这段时间被朋友建议要吃好喝好休息好，他是个工作狂，经常在半夜给工作人员发消息。他的压力不仅来自于法国的财政赤字，还来自于刺激措施实施后，表现仍平平的经济。最近公布的法国经济数据，虽比前两季度好一点，但还是低于法国央行的预期。
同样让马克龙坐立不安的还有不断下跌的支持率。上个月，在马克龙执政的第17个月，法国民众对他的支持率降至历史低点，仅有26%的法国民众对马克龙的工作感到满意，比他的前任好一点点，却比萨科齐同期的表现还差。
（马克龙抵达伊斯坦布尔；照片来源：Shutterstock）
在浪漫的法国，工作狂是不可以存在的。民调公布之后，这位年轻总统的办公室便宣布给他连休三天假。
不过，面对亦敌亦友的默克尔即将离任的消息、法国国内的颓势，以及民众对自己的改革策略愈加不信任，马克龙的假期大概不会过得太安稳。
3 这才是欧洲危机的真正隐患
法国至少还是欧盟的捍卫者，而稳坐欧盟老三的意大利，其实才是大麻烦。
欧元区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欧盟GDP已经滑落至四年来的新低，第三季度的增幅仅为0.2%。而这一季度的意大利GDP增幅如何？仅为0%。
比法国更惨，这个国家的经济进入了停滞。
其中，借贷成本在上升是对GDP增长的主要打击。
今年10月，一个危机信号发出：德国和意大利十年期国债的息差已经毕竟400点，此前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是在2012年欧债危机之时。目前的水平在314个基点，仅略低于2013年初的最高水平。
但谁也不敢把意大利定义为垃圾级，因为这毫无疑问是把欧盟推向火坑。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债务负担超过2.6万亿美元，为全球第四高。该国债务占到了GDP的131%，是欧盟允许的两倍有余。如果投资者的担忧情绪再起，触发意大利国债收益率飙升，意大利债务偿付便很可能失控。
（数据来源：Statista）
而意大利政府的应对方法，是通过再度提高财政赤字。但是，方案被欧盟直接驳回，这在欧盟是史无前例的。根据欧元区财政稳定条约，各成员国每年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不得高于3%，但意大利在其新财政预算案中，将赤字率抬高到了2.4%。
但从意大利目前的状况来看，不这么做，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将更严重。
而这个国家还有个更大的隐忧——民粹主义盛行。意大利正被一个曾经旗帜鲜明反对欧元体系的政党——五星运动党和北方联盟党共同掌管。与此同时，虽然意大利财政部长反复强调不会退出欧元区，意大利的政治不确定性也让市场对它是否能信守承诺抱持大大的问号。
就在半个月前，评级机构穆迪调低了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评级。该机构批评意大利政府的预算案"没有呈现出与当前乏力增长相应的改革计划"，但是五星运动党党魁却不屑一顾。
这几年，意大利青年失业率一直稳稳地守在30%以上。前段时间甚至还超过过35%，同一时期，欧盟青年的失业率平均在7%左右，最高也仅仅11%。在这么一个大量青年失业的国家，骚动的年轻荷尔蒙一定会很“作”，为自己不成熟的政治理念胡作非为。
然而我们可能忘了，虽说是德国将法西斯推到了极致，但法西斯主义真正的发祥地却是意大利。在全世界严重谴责之下，你在德国谈论法西斯主义、希特勒是禁忌，但在意大利，no no，这个国家的民众不会忌惮于对它的推崇，民粹组织一不留神，就可能成为法西斯政党。
如果这次德意十年期国债息差真的上窜到400点，未必能有下一个德拉吉“不惜一切代价”地拯救意大利于水火。
欧盟的分裂，在意大利被无限放大。
4 欧元危急，老太太这步走错了？
默克尔宣布不再连任，对我们这些非欧盟人来说是吃惊和扼腕，但对于一些欧盟国家的人来说，却堪称一件“可喜之事”。
就在老太太宣布不再竞选党主席和德国总理之职后，欧洲主要股指集体收涨，特别是德国基准股指DAX 30领涨，德债价格则领跌欧元区主要国债。欧洲的无冕女王下台，市场反而抗风险情绪上涨，这是什么逻辑？
一个解释是，默克尔执政时期的结束，标志着德国政治方向发生转变，将可能触发整个欧盟财政规则大转向，欧盟的财政政策或许会放松。这对欧盟的投资来说，是一大利好。
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还有许多危机国家的政客认为，默克尔对希腊、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的金融和欧元危机的处理方法是错误的，认为过于死板和偏重节约。 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负责人伊玛努利迪斯告诉德国之声：
“欧洲当然可以没有默克尔。当一个人扮演着领导角色时，比如德国和联邦总理，当然会有国家或政府对他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因此，如果默克尔下台了，不仅在东欧，而且在南欧都会有人拍手称快。”
欧元区有个致命制度漏洞，让默克尔越陷越深，那就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
怎么理解？整个欧盟的货币政策——放水还是紧缩，都是由欧洲央行说的算，但是财政政策却是各国独立制定。
欧洲央行的首要任务是物价稳定，而各国经济增长这事儿央行管不着，得各国自己顾。央行不会为了刺激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实行量化宽松。
加上欧元区的各国又国度自治，连语言都有十几来种，所以即使欧盟制定了财政政策协调机制，这沟通成本之高、效率之低，可想而知。
但各国在资源和人力上又分配不均，劳动生产率肯定会有差异吧？比如希腊和意大利都是制造业、食品、纺织业为主，而德国则是自动化，瞄准的是高端制造业来提高生产率，这样的差异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前两者要用高于德国25%到47%的工资才能生产处跟德国一样的产品。
这就造成了冲突。
欧元区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对德国怨气最重，因为德国在跟他们相同的时间中，能生产出更多产品。他们认为自己是牺牲了货币贬值的能力，让德国出口更有竞争力。
同时，德国的低价产品出口到欧元区其他国家，被当地人指控是仗着高生产率在搞倾销。更有甚者，在税率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生产率高的国家，往往物价就更低。
拿iPhone的价格来比较就很明显了：
于是，出现以下的对话了：
意大利人、希腊人：老子工作那么辛苦，还要担心经济随时要崩，却要花比你更多的钱买你们倾销过来的东西，这是殖民！
德国人、荷兰人：老子缴了那么多的税，国富民强了吗？还不是都拿去资助你们这些扶不起的阿斗？
矛盾升级，这回连默克尔也控制不住。这位欧元区的实际控制者和维护人，因为保守的经济维稳政策而备受争议。
三年后，默克尔不再连任，经济萎靡的危机国家，等待久旱后的甘雨。他们能等到吗？
美联储继续加息、特朗普的关税战和新联盟、中国经济的引擎不再突飞猛进……放在欧洲决策者面前的局势，仍十分不明朗。
如何看待当前欧洲的民粹主义
■ 近年来，在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袭危机等多重危机影响下，欧洲中下层平民面临“贫乱交加”的生活窘境与精神困境，对既有体制和传统精英的失望与不满潜滋暗长、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在欧洲迅速抬头。
■ 何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舶来词，亦称“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基本指向是反对精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其主张是由平民大众直接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又常常被政治精英所利用，通过强调全民公决、民众的创制权等，对平民大众实施诱导和操纵。
■ 面对种种危机，欧洲传统主流精英捉襟见肘，民众因而寄望于夸下海口的民粹主义政党——至少在其反对精英的政治语言中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发泄与满足。这种现象体现出欧洲国家长期积累而无法解决的四大困局。
■ 杂乱无章、华而不实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国家兴起，势将引起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退潮。然而，面对此前不合理、不公正、不平衡的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施行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虽可暂时“躲进小楼成一统”，但从长远看将不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袭危机等多重危机影响下，欧洲中下层平民面临“贫乱交加”的生活窘境与精神困境，对既有体制和传统精英的失望与不满潜滋暗长、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在欧洲迅速抬头。这背后既蕴含了危机叠加、人心思变的原动力，更凸显了欧洲国家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战略失策与制度困局。
一、当前欧洲民粹主义的源流与表现
何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舶来词，亦称“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基本指向是反对精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其主张是由平民大众直接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又常常被政治精英所利用，通过强调全民公决、民众的创制权等，对平民大众实施诱导和操纵。民粹主义是一种左右摇摆的意识形态，其政策主张既可以是左翼的，如西班牙“我们可以党”；也可以是右翼的，如法国国民阵线；还可以是左右翼混杂的，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党，但共同的特征是反对既有体制、反对传统精英、反对主流政治。正如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界主流未能倾听和解决民众的担忧，新兴政治力量就会煽动恐惧和偏见，致使民粹主义抬头”。
当前，民粹主义为何在全球特别是欧洲兴起？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排山倒海般的全球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即是蝴蝶效应的一环。在欧债危机的重灾区——希腊和西班牙，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青年失业率长期接近50%，政府不得不在欧盟压力下实行减低福利的紧缩政策。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爆发了名为“愤怒者”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劫贫济富”的紧缩政策。一种不满现状、不满政府的社会情绪迅速蔓延。
上述现象表明，欧洲的民粹主义现象与此前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具有因果关系。过去几十年来，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但增长的成果在不同国家之间、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却是不公平、不均衡、不普惠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解决了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快速增殖的问题，但其自由化政策却又造成了全球财富、国民财富向极少数的富人迅速集聚，更加扩大了平民与精英阶层的社会鸿沟。由于资本的流动性高于劳动力，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配置，工作岗位可以随时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外国，资本拥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日益引发底层平民的愤怒，这也正是“愤怒者”抗议运动等左翼民粹主义现象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人口的移动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工资和福利水平居高不下的欧洲国家，外来移民不断涌入以填补本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岗位，这原本是精英层期待的所谓“移民人口红利”，却不料其所带来的文化差异与族群冲突日益使本土民众感到焦虑，成为英国“脱欧”等现象的民意基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借助蕴藏于社会中下层的民粹主义思潮，左右两翼的政治人物在欧洲国家政治光谱上粉墨登场、各执一词。通俗而言，左翼民粹主义“仇富”，主要关注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反对政府和国际资本强加给本国国民的财政紧缩政策；右翼民粹主义“仇外”，矛头指向外国势力和外来移民，认为不仅当地民众的工作机会被抢走，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受到了威胁，因而不遗余力地煽动排外情绪。右翼民粹主义固然强调本国优先，要求限制移民，不欢迎人口的全球化流动；左翼民粹主义则认为经济全球化肥了上层精英、却损害了中下层平民利益，因此主要反对资本的全球化流动。这正是为什么欧洲的左右翼民粹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既有的国际秩序、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重要原因。
二、民粹主义折射出的欧洲制度困局
面对种种危机，欧洲传统主流精英捉襟见肘，民众因而寄望于夸下海口的民粹主义政党——至少在其反对精英的政治语言中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发泄与满足。这种现象体现出欧洲国家长期积累而无法解决的四大困局。
第一，产业困局引发民生凋敝。长期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一些欧洲国家走上了去工业化、买空卖空、举债度日的歧途。以西班牙为例，1986年加入欧盟后，西班牙加大了金融资本的自由化，逐渐形成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加入欧元区，西班牙劳工不再便宜，工厂逐渐停产，于是又步入去工业化进程。1997年至2005年，西班牙房价暴涨了177%。到2012年，房地产不良资产高达375亿欧元，银行业危机全面爆发，政府为救助银行而陷入债务危机；民众负债累累，2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甚至许多中产阶层都沦落到在“食物银行”外排队领救济。美国学者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金融化”。西班牙的问题正在于，在去工业化的同时施行去监管化的金融政策，无节制借贷而又无能力还贷，从而被裹挟到国际金融资本的车轮下。2015年12月，成立仅两年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可以党”成为西班牙议会“关键少数”的第三大党，该党主张将退休年龄提前、缩减工时等，深受底层民众支持。然而，对于如何使国家重回自我造血的工业化轨道，该党亦无计可施。
第二，福利困局引发民怨沸腾。多年来，大部分欧洲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在产业国际竞争中更加处于劣势。以希腊为例，希腊加入欧元区后，尽管生产能力未能与高标准欧元区国家同步，但却在福利水平上大踏步看齐。希腊总人口1100万，在经济危机前公务员人数高达100万，他们每年领取14个月工资，退休后可领取达工资水平90%以上的退休金，同样可每年领取14个月。即便公务员去世，其未婚或离婚的女儿，仍可继续领取此份退休金。不切实际的高福利政策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到2009年底，希腊债务总额高达2940亿欧元，相当于人均背负2.67万欧元的债务。为了保证希腊不退出欧元区，德国等欧元区大国不得不伸出援手，但条件却相当苛刻：减少福利、减薪、增税、大幅裁减公务员、国有资产私有化等。更重要的是，救助款必须主要用于偿还国际债务，而不是用于发展经济、救助贫民。2015年1月，激进左翼联盟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组阁执政，但除了与德国讨价还价、威胁退出欧元区以逃债之外，也拿不出更加有效的治本之策。
第三，人口困局引发民心焦虑。高福利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本国必须有足够多的能创造财富的青年人口。然而，欧洲当前已深陷人口危机之中。根据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2015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欧盟28国近年来的总生育率均低于维持人口规模不增不减所需的2.1的水平。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5年欧盟有510万人出生、520万人死亡，史上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但同期欧盟总人口却从5.08亿上升至5.1亿，主要原因是移民人口的增长抵消了本地人口的萎缩。这些移民绝大部分来自穆斯林国家，而穆斯林居高不下的出生率与青年化的人口结构，使得人丁凋零的本地民众更加焦虑。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阵线等都明确擎起了反移民、反伊斯兰的大旗，使得本已紧张的族群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第四，选举困局引发民主闹剧。面对危机，欧洲各国必须在选举制、议会制、中央同地方的分权等方面进行改革。然而，在选票至上的西方民主制度下，在民粹主义势力的制衡下，主流政党的改革往往“出师未捷身先死”，甚至可能进一步激化国内矛盾。
走出危机必须改革福利制度，然而民粹主义在经济上拒绝任何减少福利的改革。以法国为例，当前法国经济疲弱、债台高筑，青年失业率高达25%，经常项目赤字居欧盟之冠，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但习惯了高福利的法国工人并不准备作出妥协。2016年3月，法国爆发针对劳动法改革方案的大规模抗议运动“黑夜站立”；7月，法国总理瓦尔斯被迫使用了非常规手段——不经国会表决，强行颁布了新劳动法。改革议案艰难出台，代价是奥朗德政府的民意支持率跌至仅有4%的历史低谷。
推动改革必须改变投票制度，然而民粹主义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削减投票权力的改革。以意大利为例，2016年意大利总理伦齐提出修宪法案，其核心是限制参议院权力、扩大众议院和总理的权力，从而提高立法效率，以推动此前被参众两院“踢皮球”的教育、司法、劳工等一系列改革。但民粹主义政党指责此举将引发意大利政治民主的倒退，而将公投引向“民主”与“反民主”的论战，最终公投否决了修宪法案，伦齐含恨辞职。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不知道改革，只是不知道改革后我们还能否当选。”
三、民粹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之患
民粹主义对欧洲一体化乃至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反弹和反制，根源来自于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因素。
一方面，欧洲无法在美欧关系中获得真正的平等，使民粹主义者认为欧洲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受损受辱。欧洲当前面临的债务、难民、恐袭等危机，背后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美国因素，是欧洲长期以来追随美国甚至甘当炮灰的必然苦果。冷战时期，欧洲是美苏对峙的主战场；冷战结束后，美国仍以抵御俄罗斯威胁为名，坚持在欧洲驻军，仅在德国就维持了数百个军事基地和6万多名军人。通过挑动欧俄紧张关系，美国便按住了欧洲的命门，也把欧洲国家绑在了美国战车上。然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竟反过来质疑北约存在的必要性，提出让欧洲出“保护费”，并表示要改善对俄关系，使欧洲民众产生被愚弄和被抛弃的感觉。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回潮，势必在欧洲激起某种同质但却反向的对冲。
另一方面，欧盟内部权责不对等、发展不平衡、成果不普惠，也使民粹主义者认为欧洲一体化损害了本国民众的权益。欧盟内部的贫富差异与结构性矛盾，埋下了各类危机的种子。共同的市场与货币、不同的政府与选民，使得各国很难平衡好欧盟与本国的利益得失；消失的边界与流动的移民，更加剧了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论富国穷国，都认为自己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吃亏，从而引发“不要欧盟、不要欧元、不要申根、不要北约”的民粹主义浪潮，势必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形成长久的冲击。
总而言之，民粹主义既有直面问题的迷惑性和吸引力，也有激化问题的颠覆性和破坏力。杂乱无章、华而不实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国家兴起，势将引起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退潮。然而，面对此前不合理、不公正、不平衡的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施行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虽可暂时“躲进小楼成一统”，但从长远看将不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任何负责任、有担当的政治家都应该体认，唯有深刻调整战略、推进制度改革、积极引导舆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新方向发展，才是正道。
（作者：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回顾2017年，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中，欧洲形势的重大变化格外引人关注。
比利时首相查尔斯·米歇尔前些时候说：“最近10年、15年以来，当我们谈论欧洲时，我们只谈危机，难民危机、预算危机、金融危机。现在我们必须实现新的欧洲梦想。”可是，他的话音刚落，欧洲又发生多起恐袭事件，接着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引发的风潮又起，号称欧洲稳定基石的德国竟也遇到几十年来少见的组阁危机。
欧洲一体化进程曾充满朝气，雄心勃勃，可是，从发生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十年之间，欧盟就被重重危机困扰。乌克兰危机爆发；非法移民大量涌入；恐袭事件接连不断；反移民、反一体化思潮涌起，加剧欧洲社会的分裂。直至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使欧盟出现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所说的“生存危机”。支持英国脱欧、唱衰欧盟、奉行“美国（利益）优先”政策的特朗普入主白宫，更使欧盟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境地。
大国兴衰有一定规律，欧盟作为二战后的历史产物也不例外。兴衰变化虽有外部因素，但内部因素是主要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选票“绑架”高福利改革
第一，高福利制度造成严重影响。
二战后，欧洲国家由于现实需要，普遍实行高福利制度，这有助于战后经济恢复、改善民生。但高福利制度提高了生产成本，加重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加之一些国家的民选政策体制导致政客们为赢得选票，不计后果地提高福利。造成长期财政赤字，入不敷出，债务攀升，拖累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欧盟现有人口占全球人口的5%，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福利开支却占到全球福利开支的50%。如此沉重的福利开支负担使得欧盟经济难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大环境。欧盟不仅难以承受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至今复苏乏力，而且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日益缩小，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也被削弱。
欧洲国家这种高福利、高赤字、高债务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但是，在谁改革谁丢选票的现实情况下，改革绝非易事，要制订27个成员国（英国脱欧以后）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更加困难。实际上，振兴欧盟经济成了无解的难题。
一体化“求速”适得其反
第二，盲目推进全面一体化导致内部分裂。
欧洲一体化进程从盛到衰的转折点是1992年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精英们对美苏冷战后的欧洲形势判断失误。具体来说有三大失误：
一是基于德国放弃马克换取法国支持两德统一的政治交易，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勿忙实行货币一体化，使欧元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仍由各成员国掌握）相脱节的“畸形货币”。它成了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一大祸根，也是造成欧盟内部分裂的缘由之一。
二是为与美国争夺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地区出现的“真空”，欧盟全力推进“东扩”，不惜降低入盟门槛。《马约》签订前，欧共体用了30多年时间从6个创始国扩展到12个，而签约后，从2004年至今，在十几年里，成员国从12个扩大到28个。而这些新入盟国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程度与原来的成员国差异很大（中东欧10国入盟时生产总值之和只与荷兰一国相当，约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4%），成员国的扩大导致欧盟内部的不平衡加剧。由于国情不同、利益诉求不一，协商一致原则更难实施，反而增加内部矛盾。当今波兰、匈牙利等国集体抵制欧盟的难民分摊方案就是例证。
三是欧盟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其基础依然是民族国家。这一机制本身就存在各国主权与欧盟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因为任何一体化措施必然会影响到各国的主权。欧盟的运转以“主权让渡”或称“主权分享”原则为基础，关键在于如何掌握。欧盟机构在盲目推进中央集权式的联邦欧洲过程中，过多损害成员国的主权，造成反弹。英国脱欧以及所谓民粹主义思潮抬头，打着反一体化、反移民旗帜的各种政党在不少国家形成势头，概源于此。
成员国不平等导致“离心”
第三，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失民心。
今年9月1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哀叹欧盟“出现了分裂，甚至是四分五裂。这为民粹主义的迅速蔓延留出了空间”。
导致欧盟“离心”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欧盟在运转中没有践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相互尊重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是德、法、英三大国说了算。例如，法德商定启用欧元、英法联手出兵利比亚、德法英推动制裁俄罗斯等等。中小成员国，尤其是后入盟的中东欧国家，由于历史背景、经济实力等与西欧国家有明显差别，不仅入盟前要经过苛刻审核，要按照欧盟标准改革几百项国内法，入盟后也被另眼看待（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至今未获准加入《申根协定》），它们实际上被排除在决策国之外。英国可以在欧盟内部享有多种“例外权”，甚至限制来自中东欧的移民享有福利成为其脱欧的一大理由，而波兰、匈牙利实施一些国内法改革却要遭到德法等国的责难。近日，欧盟委员会更以波、匈、捷拒绝接受难民份额摊派而将其诉诸欧洲法院，准备予以惩处制裁。
以上错误举措使民众对一体化失去信心，削弱了欧盟的凝聚力。在缺失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精神的情况下，欧盟要想化解“生存危机”，绝非易事。（丁原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