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陈斌    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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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眼里，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面积才716平方公里；根据官方统计，2014年人口才547万，其中公民及永久居民才387万人。不过，在国际经济与政治舞台上，新加坡获得了远远超过其规模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李光耀。

称李光耀为“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是恰如其分的。自1959年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是执政党。截至卸任的1991年，李光耀一口气做了32年内阁总理。1960年，新加坡人均名义GDP为428美元，是不折不扣的穷国。1991年人均GDP为14504美元，31年翻了近34倍，年均增长率为12%。别忘了，新加坡人口从1957年的144.6万增至1991年的313.5万，翻一番多。

李光耀卸任后，新加坡继续从繁荣走向更加繁荣。该国人均GDP突破2万、3万、4万与5万美元的年度依次为：1994年（21578美元），2006年（33580美元）、2010年（46570美元）与2011年（52865美元）。2013年为55183美元。

新加坡为何如此成功？或有人归结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扼国际贸易的要冲。不过，这些禀赋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国也有，但这两国的发展就落后新加坡几条街。或有人归结为其历史上是英国的殖民地，浸润了母国的法治传统。不过，这个因素马来西亚也具备。可见，这些因素并非充分条件，李光耀本人的作为是绕不过的。

李光耀做对了什么？

人民行动党去左化

本文把新加坡归入右派威权或自由威权的范畴，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人民行动党难道是一个右派政党吗？这得从该党的历史及其奉行的理念寻找答案。

李光耀是在英国大学学法律的。1950年学成归国后，执业做律师，担任几个工会的法律顾问。从做工会律师的职业生涯看，不难看出早年的李左倾。李光耀由做工会律师进而走上职业政治家之路，是自然而然的。1954年，31岁的李创立人民行动党。该党为左翼也是自然而然的。

早期的人民行动党有两大纲领。一是新加坡从英国独立。这是二战后亚非拉反殖民主义浪潮的一部分。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人民行动党在理念上拷贝了英国工党，可以说是英国工党的新加坡版。

人民行动党也一度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那是工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前身为第二国际。1976年，荷兰工党指控人民行动党压制新闻自由，要求社会党国际将其开除，作为应对，人民行动党遂退出社会党国际。

人民行动党没有把左翼纲领当教条，这应归功于李光耀。

1959-1992年，李光耀一直为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他注重实干与实效，其首要的关切是，如何在强邻环伺之下，确保新加坡的生存、稳定与繁荣，一切妨碍这个目标的政策，要么绝不采纳，要么果断放弃。即使在对英国工党政纲几乎照单全收的早期，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都拒绝追随其大搞国有化。这种务实的取向，令人民行动党的左翼色彩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淡化，令新加坡逐步夯实了繁荣的根基：经济自由。

新加坡式民主

威权主义，顾名思义，与民主是有内在紧张的。形式上，新加坡实行自由结社与代议制民主。自1959年以来，人民行动党赢得了新加坡的每一次议会选举并获得组阁权，比五五年体制之下的日本自民党还要牛一些，后者有短时间在野的经历。自民党在日本也是长期一党独大的，但一说到威权主义，大家想到的是新加坡而不是日本，这对新加坡公平吗？

可操作性的“民主”定义，不过是说作为民意机构的议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尽管被视为威权主义，但其实新加坡并没有从程序上削弱国会的地位，新加坡国会并不是橡皮图章。假设有一天人民行动党没有赢得足够的席次，那就得让贤下野。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人民行动党是通过舞弊的手段赢得任何一次选举。

人民行动党每一次胜选的大前提仍是民众支持。在这个大前提下，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通过对选举规则与选举程序的精心设计给民众支持加了杠杆，以相对低比例的民意支持撬动更高比例的国会席次，可以把杠杆率定义为“国会席次比重/普选票得票率”，这个数值大于1，就是加了杠杆。

在1965年之前，人民行动党赢得了1959与1963年两次立法会议选举。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后，立法会议改称国会。在1968-1980年四次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全部席次，普选票得票率依次为86.7%、70.4%、74.1%与77.7%。杠杆率就是普选票得票率的倒数。

自1984年以来，人民行动党基本是以六成多的民意支持率撬动九成多的国会席次，杠杆率在1.5左右。1984年，其获得97.5%（77/79）的国会席次，普选票得票率为64.8%。1988、1991、1997、2001、2006与2011六次选举，其获得国会席次比重/普选票得票率依次为：98.8%/63.2%、95.1%/61%、97.6%/65%、97.6%/75.3%、97.6%/66.6%与93.1%/60.1%。

这个杠杆率是怎么来的？有一些策略容易想得到：重新划分选区，对支持自己的选区增加公共拨款，对落选的选区则减少公共拨款，这些策略在西方国家亦不难见到。新加坡特色是：以集选区制为主、单选区为辅的选区制及政府组屋按种族比例分配的社区格局。

在1984年及以前，新加坡实行单选区制，一个选区一个议席。随着人民行动党得票率逐步下降，李光耀未雨绸缪，于1980年提出集选区的建议。随后，在1984年补选与1988年大选，引入了集选区制，一个选区4-6个议席，每个党派如果参选，得提出所有的候选人，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少数族裔（非华裔）。

与政党比例代表制相比，单选区与集选区均实行胜者全得，支持小党的普选票很难转化为议席，对小党不利。与单选区相比，集选区对小党更不利。原来四个单选区，小党有可能赢得其中的一个，但合并为四席次集选区后，让小党赢得一个席位的普选票不足以同时赢得四个席次。这种集选区制，配之以重新划分选区，让反对党赢得集选区选举的概率极低。

一个单选区，如果执政党候选人稳赢，就继续保留；如果被反对派赢了或受到挑战了，就取消后并入集选区。在集选区，执政党只要赢得简单多数，就赢得了所有的席次。

此外，新加坡政府营建的组屋是按照族群比例初次分配的。业主在转卖时，也要受到族群比例的限制，如果某一族群的配额用完，那就只能转卖给其他族群。在这种社区规划之下，少数族裔不能聚居，因而也就不能形成以某个少数族裔为票源的政党。额外的好处是，反对党不能像台湾民进党那样以族群议题来撕裂社会、确保族群之间的和谐。

对外开放

新加坡1959年取得自治领地位，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又被迫独立。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关切。与那些持民族主义心态的新兴国家领导人不同，李光耀希望英军在新加坡能够更久一些，以便给新加坡打造国防能力提供足够的时间窗口。但非殖民化是英国工党政府的既定方针，李光耀得面对英军撤离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英国在1968年1月宣布将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这给新加坡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安全。在李光耀及相关国家领导人努力下，1971年4月，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五国联防协议”（同年11月1日生效）。

另一个是经济。李光耀估算：“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他说：“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如何自食其力、发展经济，是新加坡面临的更大生存挑战。

李光耀清楚：“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因此，李光耀对发展经济学家炮制的“新殖民主义”与“依附”理论嗤之以鼻。这种理论说，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原料，又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消费品，这是经济侵略、经济剥削。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就会日益“依附于”发达国家，就成了“新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这是当时左翼非常信奉的理论。

新殖民主义理论当然是很可笑的。贸易是帕累托改善，交易双方都得益，没有谁剥削谁的问题。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矿产品与农产品，并从中国进口消费品。难道是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身为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反过来搞“新殖民主义”了？

李光耀的结论是新加坡绝不能信奉这一套，只能搞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尤其是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同期韩国的朴正熙及后来中国的邓小平，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李光耀认为：“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李光耀说：“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美国跨国公司到这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

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跑在第一线。1967年10月，他首次访美，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商人与企业家讲述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听众对这种“不靠讨饭钵”的精神反应良好。

局面打开之后，惠普与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公司来新加坡投资设厂。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

毋庸否认，新加坡1960、70年代的对外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但由于契合了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进入1980年代，新加坡更进一步向自由市场政策收敛。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搞的“201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限制工会特权

二战后，整个东南亚都面临极左与民粹风潮的挑战。194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工会在新加坡引起数不尽的罢工、怠工和暴乱。从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这对秩序及经济发展造成了冲击。

在1966年11月在国际劳工组织亚洲顾问委员会会议上，李光耀告诫新加坡的工会领袖，“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为了提高工人的待遇，新加坡必须重新建立“监管制度、纪律和工作准则”，以提高工作效率。如果放纵工会特权，就会“造成一小批享有特权的工会会员领取高薪，而待遇太低和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则越来越多”。

李光耀回忆说：“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并采取行动对付罢工领袖，过后把他们控上法庭。’”

1968年大选，人民行动党赢得所有议席，国会在当年立法通过雇佣法令并修正劳资关系法令，后来又修订职工会法令。这些法令让资方重新掌握聘用、开除和调动雇员等在工潮迭起的年代被工会侵占的功能和权力。还有规定：工会必须先通过秘密投票才能采取罢工，否则将以违法论，工会和工会会员可被检控。这就废除了公开举手表决的投票方式，使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再被迫参与。

1972年，新加坡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代表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理事会每年利用政府收集到的精确资料就新一年的加薪和其他服务条件，提出各方能承受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联合建议。各方同意遵守一个原则：涨薪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力的提高。

如此，工人的待遇有保障吗？1965年，新加坡的失业率为14%，1997年为1.8%。1968年，新加坡人均名义GDP为708美元，2013年为55183美元，这45年间年均增长10.2%。逻辑上，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是成正比的，劳动生产率是与劳均资本存量成正比的。限制工会特权，让企业家敢于下注，资本存量才会增加，这最终令工资率得以提高。

中央公积金制度

一个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执政后坚决不搞西方式福利社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李光耀说：“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1980年代，西方媒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在许多人看来，福利与社保是一回事。不过，新加坡建立了地球上少有的非福利型社保：中央公积金制度。

这个制度启动于殖民地时代的1955年，最初仅仅限于为雇员提供退休保障的社保强制储蓄计划。将这个制度发扬光大的是李光耀。这个制度最终演变为包括养老、医疗与住房等个人一生大宗消费在内的自我保障与家庭保障计划。

目前，中央公积金有四个账户：普通账户、专门账户、保健储蓄账户及退休账户。普通账户可用于购置住房、教育、保险与投资等。专门账户用于积累退休金。退休账户引入于1987年，资金来源于专门账户，在个人55周岁时建立，62岁时开始支付养老金。保健储蓄账户引入于1984年，为个人及其直系亲属支付医疗服务与购买医疗保险等。

中央公积金制度是强制储蓄与投资，本质上是强制每个人为自己（及直系亲属）自负其责，账户上的钱是可以继承的。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账户，任何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财富转移，如给父母支付医疗费用，给子女支付教育费用及让子女继承账户上的财产等，必然基于账户所有人的自主决策。每个人同父母与子女都有爱，祖父母同孙子女之间也有爱，这种爱是有利于基因绵延与财富传承的。

因此，在个人账户之下，家庭内部之间的代际财富转移是有利于下一代的。推及全社会，社会代际财富转移也是有利于下一代的。这是个人基因绵延与人类社会存续的基本条件。与退休者、老年人与上一代剥削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的现收现支社保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特征决定了新加坡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也是繁荣的基石之一。

此外，新加坡对税收也是考虑效率、考虑长远。李光耀说：“起初我们沿用英国人的社会主义哲学，向富有者征收重税而制定惩罚性的遗产税率，不过，富有者有很好的税务律师和会计师协助减轻自己的纳税负担。1984年，新加坡的遗产税从最高的6%锐减到5%至1%，视遗产价值多少而定。当富有者发现他们再也不值得逃缴遗产税之后，我们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税金。”2008年，新加坡更是取消了遗产税。

新加坡建立个人自负其责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对遗产税的理性态度，值得赞扬。李光耀说：“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入。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这正是资本积累与社会存续的基本动力。

至此，基本勾勒了新加坡自由威权（右派威权）的基本特征。其最重要的创造者，就叫李光耀。

写在选举前夕——谁该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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