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仅凭政策刺激就可以挽救经济是最大的误区”

　　访日本经济学者宫内义彦

　　梁宵

　　1990年的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就进入了漫长甚至无望的自我救赎，从小泉时代到安倍内阁，直至今日历任政府的改革成效都似乎乏善可陈，1964年加入到今日欧力士集团的宫内义彦见证了日本经济从高速发展到衰退破败的整个过程，他曾历任数届政府综合体制改革会议议长等职——在其看来，一系列的挽救政策非但没有将经济拉出泥淖，反而适得其反，让日本经济在危机中愈陷愈深。

　　他同样指出，经济危机并不能单纯依靠政策刺激来解决——对于同样面临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对于身处危机之中的企业来说，就像其在新书《抓住好风险》中所强调的，“什么也不做，才是最大的风险。”

　　有缺陷的政策会加剧经济风险

　　《中国经营报》：日本正在严阵以待英国脱欧的可能事态，日媒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调“为了不影响日本实体经济将动用一切政策，努力确保万无一失”，你认为英国脱欧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宫内义彦：对英国和欧盟的经济来说，中长期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但对亚洲国家可能不会有太多实质的影响，当然欧元或者英镑汇率的变化会对出口有一些冲击，但估计不会太大。相比于国家而言，对一些全球化的企业影响会比较大，比如日立这些全球业务总部设在英国的企业而言，如果英国脱欧，原来的企业布局和全球化策略都会发生变化。

　　《中国经营报》：日本经济本身已经面临很大的挑战，年初安倍政府提出的负利率政策也面临很多质疑，你对此政策效果怎么看？

　　宫内义彦：日本接近零利率的政策已经很久了，负利率也算是之前的一个延续，并且实施起来也有很多限制，并非全面覆盖。我认为整体上的政策改善，应该是金融政策和实业政策相结合，从现在来看，日本对金融政策的偏重较多，或者说走的太超前了一些，但是单纯的金融政策作用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后续跟进的经济改革或者策略导入，才是更具实质性意义的。

　　《中国经营报》：从1990年的经济泡沫至今，历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看起来见效都不大，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宫内义彦：没错，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历届政府策略目前来看都没有什么效果，这里面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就是政府需要怎么去做，因为很多时候政府采取的各种政策实际上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拿日本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靠出口立国，可以发现，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重合点，就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世界工厂的位置被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所取代，因此，日本真正核心的问题在于出口立国的模式被取代之后，没有其他的模式来支撑整体经济继续快速发展。这就与美国形成了一个对比，二战之后的美国同样是依靠世界工厂的角色来“起家”的，上世纪70年代被日本取代之后，美国经济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转型，之后依靠金融衍生品，软件，科技等新的增长点来继续发展，而日本尽管有很多方面的布局，但始终没有找到像当年出口那样的拉动引擎。

　　另外，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20~30年，日本尽管经济总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经济结构巨变，原本牵引日本高速发展的制造业现在只是占到GDP的20%左右，其他70%以上的都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后者的效率和收益都比较低，无法有力地提振经济发展。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日本的企业和国民思维也开始转变，企业不再力争做大做强，日本人对生活追求高于事业奋斗，挑战的精神在减退。这些问题都不是政策所能解决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政策上的失误使得日本在经济泡沫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危机和经济的不景气。

　　《中国经营报》：其中有哪些政策应对失误？

　　宫内义彦：几乎可以说，当时采取的政策都是失败的。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第一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前期的发展，日本的制造和出口得到了很大的增长，带来了与美国、欧洲的贸易摩擦，受到后者压力签订了“广场协议”，后来人为放宽金融，放低利息，拉高日元，这个是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而到1990年的5年间，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推高了资产泡沫，造成了极大的财富分配的不公，所以日本采取了一个极端的反向做法，一下子戳破泡沫，强行硬着陆，这实际上是最严重的一次错误，造成了后面长期的停滞。

　　之后房地产的价格急剧下跌，好多价格都到了此前的1/4，甚至1/5，但你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即使泡沫经济破灭，GDP依然没有太大变化，这里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发展而大量举债，靠着长时间国家主导的投资和财政行为来维持经济，造成现在政府负债接近300%；很多企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最后导致了破产。

　　企业经营要淡化对外界环境的过分关注

　　《中国经营报》：就像你在书中所说的，日本泡沫经济出现之初，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预计到之后的严重程度，那么身处危机变幻中的企业，要如何去权衡自身的经营行为？

　　宫内义彦：其实任何一个企业，不管规模多大，与国家经济体量相比都是很小的，所以企业家没有必要把企业经营这件事与宏观经济做太多的关联，因为不管国家大的宏观经济是好是坏，都有商业机会存在；第二点，涉及到雷曼危机这种全球性的风险，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独善其身，都会受到影响，一个企业要保证安全的方法很简单，在系统性危机爆发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行业的中上游，这样才能存活。

　　《中国经营报》：那么面对目前中国与日本当年类似的经济转型，你觉得企业有哪些机会？

　　宫内义彦：中国经济过去飞速发展，可以说这是第一次面临发展瓶颈，制造和出口牵引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目前面临的问题也正来源于此，整体来讲，中国经济要创造更多的内需，第二是要应对中产阶层崛起的市场需求，这是两个关键的转型方向。

　　另外那些传统的制造企业来说如何转型？举一个例子，在《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高居榜首，但这和政府政策没有直接的关联，主要是日本的制造业面临生产基地的转移，他们很清楚必须要靠研发才能生存，所以很多制造企业将研发留在日本，过去二三十年长时间地高投入在研发上面，这个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而需要长时间积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