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

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貌似坚如磐石的东西在顷刻之间便灰飞烟灭，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过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的苏联解体，就属于这一类例子。

许多人现在担心，2016年6月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将是下一个这样的例子。这是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欧洲大陆遭遇的最大政治地震，它不仅震撼了英国自己，其余波也将注定冲击欧洲、西方、乃至整个世界。

在我们当下可预见的视野内，脱欧对于英国和欧洲无疑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由于这是欧盟及其前身60多年历史上第一个成员国退出（在此之前成员国不断扩大），因而可以说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上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此外，英国是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欧洲两大军事强国之一，它的转身而去令正深陷主权债务、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潮等多重危机重压之下的欧盟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大部分人预言，英国的脱欧可能是维持了几个世纪的西方秩序开始解体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英国脱欧加剧了欧盟解体的风险，而一旦欧盟真的解体，那么西方世界的支柱就坍塌了一根。

也许现在还不能如此悲观断言，但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格局已经因为这次公投而面目全非。脱欧将英国和欧洲双双拖入了一个未知境地，唯一可知的是，它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将下降。

一

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年轻时是一个比教皇更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为了离婚他不惜与教廷决裂。当时的罗马，如今成了布鲁塞尔。

500年后的英国人粗线条地描绘了一幅21世纪英欧新关系的理想蓝图，它的要点是：英国——其实亦可以是每一个欧盟成员国——应当从布鲁塞尔收回属于自己的主权，但同时又保留进入单一市场的特权。英国人梦想中的欧洲应该是一个由单一民族国家构成的“开放”、“灵活”的多元组织，其中每个国家的民主政府都对本国选民负责，而所有国家都能以符合各自利益的方式随时合作。这是一个结合了“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的一切优点、又剔除了各自所有缺点的完美无瑕的国家间秩序。

遗憾的是，这幅蓝图建立在许多英国人长期以来对欧盟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上，他们错误地将实行共同监管的欧洲单一市场理解成一个单纯的自由贸易区，性质上与WTO没什么不同，只是程度上更进一步而已。

就连主张留在欧盟的卡梅伦都说，他希望英国“免受与欧盟相关的荒谬监管”。单纯就经济而论，他说得也许没错，布鲁塞尔出台的大部分监管法律客观上确实削弱了各国的竞争力。然而，从欧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历史来看，英国人难道不理解，他们无比珍视的“国家主权”恰恰是欧盟创建根本原则的对立面么？

欧盟的前身是二战的产物。欧洲一体化虽然是从经济融合起步的，但它的最终目标一开始就十分清晰：欧洲这片曾经血流成河的大陆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邪恶的战争冲动，就必须限制各个单一民族国家所拥有的无边权力。这既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主意，其实也是英国人自己的主意，它是20世纪欧洲的伟大领袖们从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罪恶中汲取的惨痛教训。这个主意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并有北约的强大武力护佑。

事实上，早在1943年，第一个提出创建“欧罗巴合众国”不是别人，正是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只是在勾画中的“欧罗巴合众国”版图中，并不包括海峡这一边的英国自身。当时，庞大的“大英帝国”躯壳犹存，美苏两强争霸的新格局也未形成，英国的国际地位完全不同于现在，因而一代伟人丘吉尔可以用一种“西方盟主”的心态居高临下地审视海峡对岸战火纷飞的欧洲大陆。

由于欧洲一体化选择的是从统一市场入手的政治上相对便捷的路径，竟使今天的许多英国人忘记了它的根本目标。难怪有人将今天许多英国人的想法讥讽为“仿佛来自未来世界”。更有甚者，今日英国“脱欧派”的心目中大多存在着一个顽固的假定：欧洲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布鲁塞尔得到一块钱收益，就必定意味着伦敦损失了一块钱。

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从来都将撒切尔夫人尊为自己的旗手。这位“铁娘子”确实从不讳言对将欧盟发展为一个超级联邦国家的强烈反对，但她同时对欧盟对于英国的重大意义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75年的那次公投中，她呼吁支持英国加入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撒切尔当时称，欧洲有助于放大英国的实力，欧盟打开了英国“通向世界的窗口”——随着大英帝国的瓦解，这扇窗口本来正在关闭。正如她在著名的布鲁日演讲中所言：“英国并不梦想舒适、孤立地存在于欧洲共同体的边缘。我们的命运注定在欧洲，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今天那些自命为撒切尔传人的人，有必要好好重温这一教诲。

在讨论英国与欧元区关系的问题时，英国最亲欧的政党——自由民主党前党首帕迪·阿什当曾经撰文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英国之前加入了欧元区，就将遭遇灾难性的后果。“看看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吧！”然而英国人为什么不觉得自己会扮演德国的角色呢？它不仅是欧元区经济的引擎，还是危机发生时的消防车。

事实上，英国良好的法治传统、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务实的商业文化使得它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德国，甚至是一个更有创新活力的升级版的德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英国真的想要改变与欧洲的关系，它不应采取逃离的消极立场。相反，英国应当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眼下的危机机会去更积极地改变欧盟，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愿景塑造一个新欧洲，这才是一条对英国和欧盟来说能够通向双赢的正确道路。

工党的前领袖们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和艾德·米利班德都不止一次地指出，人们认为目前欧盟对英国的好处不多，但这表示英国需要促使其改革，而不是冒险使自己处于“经济悬崖”的边缘。不要忘记，欧盟也是一个说英语的论坛，单一市场正是英国一贯倡导的理念，目前主导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官员都是英国人……如果英国愿意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它还可以发挥更重要的影响。目前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对英国来说也可以是一个契机，英国应该趁此机会重塑欧盟并领导欧盟，而非脱离。

一次公投绝不可能像卡梅伦希望的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困扰了几代人的问题，这种困扰仍将持续下去：英国到底应该与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

在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中，“美国因素”从来就不曾缺席过。

当英国退出欧盟运动的支持者为脱离欧盟后的英国勾勒未来时，他们经常说到由英语国家构成的“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这是一份大英国帝国时代的遗产。对那些最坚决的欧洲怀疑论者来说，英国将自己与一个政治文化迥异、僵硬的欧洲绑在一起是一个错误。相反，他们历来主张，英国应该寄希望于与英语国家保持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毫无疑问保持英美之间“特殊关系”。说到底，这其实是在做另一种版本的“大英帝国”春梦，只不过帝国的主宰由大不列颠换成了同样说英语的美国而已。

当然，深厚的历史、文化纽带的确将英美两国连在一起。不说别的，美国政界、特别是外交政策圈中就有许多重量级人士毕业于牛津大学。但遗憾的是，认为文化纽带能够决定现实政治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它错误估计了大洋另一边美国人的世界图景。一个强大的欧盟是美国处理一系列全球事务的关键合作伙伴，而如果英国退出，欧盟会变得更虚弱，同时也可能不再像现在这么与美国坦诚相见——因为英国在欧盟的成员国资格，被视为有利于促进经济开放和更有力的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不论英国多么希望深入开展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无疑更关心整个欧洲。

英国是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如果英国不在欧盟内部，那么它的这种务实的角色就消失了。因此，历届白宫主人——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认为，留在欧盟不但对英国有利，对欧洲有利，而且对美国有利。反过来看，脱离欧盟会让欧洲大陆进一步疏远英国，从而也削弱了英国在华盛顿的影响力。

今年4月，卡梅伦在距离英国退欧公投只有两个月之际邀请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英国，无疑正是要驳斥英国退欧派用“英语圈”取代欧盟的幻想。此前，由于担心被视为插手他国民主选举，美国总统一向十分忌讳在大选投票之前访问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但为了劝说英国留在欧盟，这位西方世界的领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面对英国民众，他以一种近乎威胁的口吻警告，如果英国退出欧盟，想要与美国签署新的贸易协定，将不得不排到“队尾”，甚至可能要等上10年。此外，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会减弱，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减弱。虽然公投结果出炉后奥巴马礼节性地承诺“我们两国的特殊关系不会因此改变”，但一位北约前最高指挥官很坦率地说出了真相：“很可惜，美英关系将变得不那么特殊。”

在英国的脱欧派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英国退出欧盟以后将会赢得全世界，因为在摆脱了布鲁塞尔的桎梏后，英国将在全球范围内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曾对英国试图阻碍法德和解进程感到恼火。他说，英国不再是一个帝国，却仍未找到自己的新角色。艾森豪威尔则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还“活在过去”。如果说英国后来做的还算不错的话，是因为它扮演好了自己的新角色——充当美国的副手，利用其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放大自己在全球的份量，而这个角色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当好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

因此，几乎所有“盎格鲁势力圈”的其他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都是英美两国的共同盟友——都一边倒地认同美国的看法，反对英国脱欧派鼓吹的以“大西洋主义”代替欧盟会让英国更加强大的幻想，他们对一些英国人认为自己必须要在大西洋与英吉利之间作出抉择的想法也难以理解。一位加拿大外交官甚至说：“这些人磕了什么药？”

亨利·基辛格曾经问过一个著名的问题：“如果我想给欧洲打电话，该打给谁呢？”一位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院高级官员、目前在希拉里·克林顿总统竞选团队担任顾问的人士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得知脱欧公投结果后说：“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答案就是，我们打给德国总理办公室。”

一个广泛的看法是，随着英国主动放弃自己的影响力，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来说，德国的重要性必然上升。但由于战后德国在军事上采取含蓄克制的态度，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也不同于美国，这就使得美国、德国和整个西方都面临重大的政策调整。

即便不是出于阴谋论、而是从更加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美国可能也的确需要牵制欧盟这个西方盟友，不容它在各方面挑战自己的霸主地位。这时，美国需要拉拢英国这个血缘、语言和文化传统上更亲近的昔日母国。但是，英国只有身处欧盟并在其内部拥有强大发言权时，对美国的欧洲战略才会更有利用价值。试想，如果英国官员的话仅仅代表伦敦的意思，而不再对布鲁塞尔的政策有任何影响，那么，华盛顿还会认为这是必须认真倾听的重要声音吗？

三

相对于对英国自身所造成的损害而言，脱欧对欧盟的打击可能更加巨大。

英国不仅是欧洲、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伦敦不仅是欧洲、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少数几个金融中心之一，两者的地位都不是短期内可以由其他国家和城市替代的。英国一直是自由贸易和监管灵活的表率，失去了英国的欧盟会更加暮气沉沉，逐渐被美国和新兴国家抛得更远。未来即便欧盟和欧元区再多几个克罗地亚和拉脱维亚，也难以弥补失去英国的代价。

除了英国本身以外，德国可能是整个欧盟中因为英国的离去而最为失落的国家。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舆论越来越多地将欧洲划分为勤劳严谨、遵纪守法的北欧与不可信赖、负债累累的南欧，虽然这种划分相当粗糙。前者的代表便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德国人与英国人的共同点远比他们和希腊人甚至意大利人的更多，这是文化决定的。在绝大多数市场监管问题上，英国向来站在德国一边，它的“脱欧”将进一步削弱“北欧集团”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

事实上，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已经推进了大半个世纪并遭遇重大挫折的今天，英国人的保守和怀疑态度绝不应当被视为一种荒谬可笑的民族主义式回应。相反，这直接关系到欧盟的性质以及危机以后的未来走向。就算卡梅伦鲁莽地开启一个可能对英国和欧洲利益造成双重损害的错误历史进程，但又一句话他说得一点没错：“不管怎样，争论都已发生。”

回避争论是没有出路的，即便是那些欧洲统一的最热心的赞成者，也应当认真看待对欧盟结构性缺陷的批评，这样才能真正迈出克服危机的第一步。

但在眼下，对欧盟来说最急迫的是英国脱欧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它的成功很可能助长欧洲大陆上那些以“英国视角”看待欧盟的人们的声势，进而导致更多成员国仿效英国的做法。用英国脱欧派领导人、法务大臣迈克尔·戈夫的话来说，相信英国脱欧会引导欧洲挣脱欧元和欧盟的桎梏从而获得“解放”。

早在今年2月，卡梅伦为了说服英国民众留在欧盟而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达成一项改革协议，该协议将限制移民的福利，同时使英国不参与欧盟有关建立“更紧密联盟”的努力。这已经引起了欧洲其他一些政界人士的共鸣，他们誓言要效仿卡梅伦，从布鲁塞尔要回更多权力，这将使一体化进程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如果说一贯持欧洲怀疑论立场的荷兰自由党领导人吉尔特·维尔德斯在英国公投后宣称下一个脱欧的就是荷兰，还仅仅是一个长期威胁的话，近在眼前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可能是欧盟中体量更大的意大利。

意大利将于今年10月举行欧盟境内的下一场公投，虽然它与欧盟并无直接关系，但其潜在威胁或许不亚于英国退欧公投。那场公投的主题是关于意大利现任总理马泰奥·伦齐的宪法改革，他希望意大利人同意进行若干项改革来精简政治体系。这些改革提议本身当然是合理的，但许多迹象表明，大量心怀不满的意大利人把这次公投当成了对本届政府说“不”的机会。因为伦齐承诺，如果公投未能通过改革提议，他将辞职。

如果他真的失败了，那就将打开意大利政治的潘多拉魔盒，进而产生于英国脱欧相同的严重后果。皮尤研究中心在几个最大的欧盟成员国就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所做的民调显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对欧盟经济治理的看法最负面。人们纷纷指责，是欧元造成了现有的经济问题。如果伦齐在10月公投中失利，最可能受益的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它在最近罗马和都灵市市长的选举中已经充分展示了政治能量。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后，五星运动领袖、前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已公开号召意大利就是否留在欧元区进行公投，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呼吁。

而一旦意大利退出欧元区，那么欧元体系的崩溃就不会很远了，欧盟寿命也就快到头了。除了意大利以外，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等来原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近来因为难民等问题也正在对布鲁塞尔变得更加敌意。

要是在过去，英国的脱欧决定可能会促使法国和德国采取更加团结的立场加深欧盟的一体化程度。但如今，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欧盟下一阶段最大的解体威胁恰恰来自它最重要的创始国——法国。

2017年5月，法国将要举行总统大选，那注定将是一场引发分裂的白热化战斗，而欧洲问题也注定将是选战中的重要筹码。无论是近年来人气蹿升的法国国民阵线——这是一个具有法西斯主义底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袖马琳·勒庞，还是左翼阵线领导人梅朗雄，都是反欧主义者，也都呼吁过在法国举行脱欧公投。唯一不同的只是，极右翼要脱离欧盟是为了拒绝移民进入法国，而极左翼要脱离欧盟则是反对“对德国霸权和资本主义的卑躬屈膝”。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提供的关于法国人如何看待欧洲的新数据十分引人注目，它的报告显示，61%的法国人对欧盟抱有负面看法，比例甚至比英国更高，只有38%的法国人对欧盟有好感。那些认为自己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的人们眼下都把欧盟当成了替罪羊，而它正是两名法国人——让·莫内和罗伯特·舒曼——在半个世纪前发起成立的。

这种怀疑和悲观情绪甚至已经深深地侵蚀到布鲁塞尔，就连欧洲政界的许多要人现在都开始质疑过去曾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欧洲逐步迈向联邦化的不可逆转的一体化进程。欧盟最高行政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在今年5月末的一次演讲中称，由于痴迷于立即实现完全一体化的想法，欧洲政界人士没有注意到，欧洲普通民众并没有抱有与政界人士相同的热情。他说，分裂的阴影困扰着欧洲。而在他看来，建立联邦的愿景似乎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办法。

因此，6月23日只是一次集中的情绪爆发，它也许在表明，欧盟永远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

四

英国国内舆论针对这次脱欧公投的激烈辩论中，几乎从没有将海峡对岸的欧盟自身的变化的考虑进去。赞成离开欧盟一方的理由几十年没有变过：欧盟正危险地由一个贸易联盟向一个联邦国家发展，这将威胁到英国的自由和主权。但现实是：欧盟当前不是在进一步推进，而是面临越来越大解体风险。在谈到卡梅伦今年初与欧盟的谈判时，一位德国官员曾说：“欧洲这座房子快被烧塌了，而英国却想把时间浪费在重新布置家具上。”

脱欧派也许会说，如果一栋房子“着火了”，里面人的最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赶紧逃离吗？

然而，这种消极自利的应对方式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历史已经证明，无论英国多么想要避免与欧洲大陆上“不理性”的民族国家搅在一起，最终都无法独善其身——不要说今日的英国做不到，就是昔日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也同样做不到。自由欧洲有了稳定和进步，英国才会有自己的安全和自由。

那些空谈“主权”遭到布鲁塞尔侵犯的英国人也许应当明白，如果没有美国和北约，整个欧洲——包括英国自己——都已在冷战时期被笼罩在铁幕之下。

今日的欧洲面临着同样的外部和内部威胁，从敌意日益加深的俄罗斯到伊斯兰恐怖主义，从移民潮到全球性的反全球化思潮……西方秩序正摇摇欲坠。最令人慨叹的是，当乌克兰青年人在国家遭受分裂之际挥舞着蓝天金星旗（欧盟旗帜）时，欧盟自己却正在因内部的怀疑主义、失败主义和相互不信任而走向终结。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脱欧很可能一场因连锁反应而触发的大解体的开始。

被称为国际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在劝说英国选民投票留在欧洲的一篇文章中真情流露地说，他的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让他一路见证作为开放社会化身的欧盟诞生，并成为欧洲一体化事业的终生支持者。今天的欧盟并不完美，但它强于一个战火纷飞或由专制强权主导的欧洲。欧洲的不完美应当促使人们努力改进它，而不是离开它。

这位财经人士令人钦佩地说出了比政界许多留欧派人士更一针见血的话：我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不仅出于经济原因，而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原因。

陈季冰/文

2016年6月23日，我们可能亲眼目睹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政治地震之一。在此之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可以说是我遇到的最大政治变故了。

随着脱欧公投的结果宣告英国与欧盟43年的“婚姻”关系的终结，英国、欧洲、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无疑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如何评论6月23日的英国公投，现在还不能轻易断言。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通常总是未来的现实走向所赋予的，但英国脱欧会对当代世界政治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现在还是能够作出一些肯定的前瞻。

这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复杂问题，我将尝试从公投对于英国和世界的冲击以及它所展示的观念三个维度去进行剖析。本文集中讨论英国部分。

英国国内的政坛动荡

这次公投不仅没有像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期待的那样“解决一代人的问题”，反而在英国国内开启了更加激烈和持久的纷争。

短期来看，英国政坛的一场大动荡已是不可避免。

戴维·卡梅伦在不利于自己的公投结果出炉后的第一时间就宣布，将在今年秋天辞去首相职务。但这并不能避免英国政治的动荡，他只是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了继任者。

年轻的卡梅伦在他首次当选英国首相以来的六年里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民意大考，前两次分别是2014年秋天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和去年春天的英国大选。他和他的保守党主流派都涉险过关，他在党内的权威也因此显著提高。

但这一次，他遭遇了滑铁卢。而且看来是他自找的，他也将因此被历史铭记。用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话来说，这次公投是他在有生之年见过的英国政府所做出的最不负责任的决定。

2013年1月23日，担任首相近3年后的卡梅伦在伦敦金融城发表的一场备受外界期待但却一再延迟的演说中宣布，如果在2015年举行的下一届大选中获胜，保守党政府就将重新讨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并在五年议会任期的上半程——也就是2017年底以前——对新的协商结果进行公投，“那将会是一次决定去留（欧盟）的全民公决”。

不知道是故意还是凑巧，卡梅伦选择了一个极为敏感的时刻公布他的“英国脱欧时间表”。此前一天，1月22日，恰好是著名的《爱丽舍条约》（The　Elysse　Treaty）签署50周年纪念日。这一历史性文件标志着欧洲大陆上两个最大的宿敌——法兰西民族与德意志民族——达成永久和解，它实际上正是欧盟赖以正常运转的“法德轴心”的基石。

卡梅伦当初之所以决定举行脱欧公投，一方面是为了回应保守党内疑欧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分化竞争对手英国独立党（UKIP）的考量——后者是强烈主张脱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近年来因其极端政治理念而异军突起，抢走了保守党的不少传统地盘。除此之外，明确宣布在下一届大选后举行脱欧公投，还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蚕食主要在野党工党的选票——那些希望脱欧的政治中间派选民可能会因此而倒向保守党，而且他们看起来人数众多。一些保守党议员当时自嘲似地说：“想脱离欧盟，就把票投给保守党吧！”

说到底，卡梅伦想要的并不是公投本身，而是希望对公投的高调承诺帮助自己实现政治目标。从2015年英国大选的结果来看，他的这一政治策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然而卡梅伦自己并不支持脱欧，英国人民向欧洲说“Good　bye”或许恰是他希望利用一切机会竭力阻止的噩梦。在今年2月20日正式宣布公投日期的那次公开讲话中，卡梅伦依然建议英国人投票选择留下。最近几个月里，他一直在积极活动，反对英国脱欧。但他的努力失败了。

虽然卡梅伦在整个宣传活动期间一直声称，不论公投结果如何，他都将继续留任首相。但一些分析人士和卡梅伦所在保守党的成员们认为，如果脱欧派在公投中取胜，卡梅伦所坚持的留欧立场很可能令他的首相宝座岌岌可危。即便他不自动辞职，保守党也有迫使他离职的机制。此外，英国政府接下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同布鲁塞尔就英国如何脱离欧盟展开马拉松式谈判，这与卡梅伦的理念不符，内外交困的他此时恐怕也没有心力去做这件事情。

因此，对卡梅伦来说，与其被狼狈地赶下台，不如主动体面下台。

虽然卡梅伦走了，但他所开启的这场脱欧公投无疑仍将导致保守党的严重分裂。

英国应当与欧洲保持何种关系这个问题，是保守党内长久以来的最大分歧点之一。成功连任首相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卡梅伦一直在对他的政府阁员发出警告：必须支持他的欧盟改革策略，否则就走人。但即便卡梅伦凭借过去几年在政治上的成功赢得了巨大的党内声望，他仍然无法阻止多达6位内阁大臣明确表示支持Brexit（“英国退出欧盟”的英语简称）运动，其中包括他的私人好友、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而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加入，则使得脱欧运动获得了一位极富魅力的领军人物。

因此，这次公投也是保守党内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鲍里斯·约翰逊与乔治·奥斯本 (George　Osborne)——个人前途的一次对决。现在的结果预示着“造反派”约翰逊将会胜出，而“保皇派”奥斯本很可能黯然退场。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卡梅伦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以及他的接班人的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公投后已经宣布，自己无意在今年秋天接替辞职的卡梅伦出任首相，也不会参加接下来的保守党领导人选举。

从目前的情势来看，脱欧派领导人约翰逊似乎将很快入主唐宁街10号。然而，许多保守党议员都对这位行事古怪的伦敦前市长没有好感，他在议会下院几乎不太可能获得本党党内议员的高度拥护。约翰逊因为起劲地反对卡梅伦而在民间赢得了不少拥趸，但他的名声在保守党内部却因此而受到伤害。卡梅伦在公投宣传活动中说过，自己没有想在公投中实现什么政治野心，他将在本届首相任期届满后不再寻求再次连任。脱欧公投结果揭晓后，近百名保守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拥护卡梅伦继续担任首相，他们的实际意图就是反对约翰逊。一些保守党大佬甚至认为，应该在党内领导人选举之前首先将这位“可恶的分裂分子”踢出未来的保守党候选人名单。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大反对党工党竟然也因为脱欧公投的结果而遭遇了一场内部大地震。

人们原本预期，它一定会联合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等其他主张留在欧盟的在野党对保守党政府发起猛烈攻击，指责卡梅伦和他的保守党错误地开启了一次不负责任的公投，从而将英国引向歧途。但事实是，工党尚未来得及逼宫执政党，就先发生了内讧。

传统上，工党和自由民主党一样，其基本意识形态都主张英国更紧密地融入欧洲。过去历任工党领袖——无论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两位工党首相，还是上一次选举中失利后当选的工党领导人埃德·米利班德 (Ed　Miliband)——都是坚决的留欧派，都不遗余力地为Bremain（“英国留下”的缩写）事业奔走，但去年大选以后取代米利班德的工党新党首杰里米·科尔宾 (Jeremy　Corbyn)在留欧问题上却显得三心二意。这可能与他所秉持的可疑的极左翼意识形态有关，从科尔宾的许多反资本主义的激烈言论来看，他几乎就是英国独立党领导人奈吉尔·法拉吉(Nigel　Farage)的反面镜像——同样是民粹主义，只不过一个极右、一个极左而已。

科尔宾在此次公投运动期间表现出令人震惊的犹豫不决和漫不经心，仿佛这件卡梅伦眼里“我们有生之年里这个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与自己和工党没什么关系似的。只是在受到各界压力之后，他才在很晚的时候象征性地表达了一下支持英国留欧的态度。因此，舆论广泛认为，由于科尔宾介入太迟，本应发挥重大作用并借机一举翻身的工党在脱欧公投一事上极度边缘化和缺乏影响力，反而进一步流失了自己的基础选民。

公投的第二天，一大批工党影子内阁成员宣布集体辞职。这预示着科尔宾在党内将更加离心离德，他的下台看来也是迟早的事。

现在可以断言，不管未来几个月里英国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两个主流政党内部的尖锐纷争就足以令英国政治在整个夏天都陷入混乱无序。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中期来看，英国将陷入如何脱欧的长期争论。公投解决的只是一个意愿问题，但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接替卡梅伦的新首相很可能是一位脱欧派，他（她）的首要任务就是与欧盟展开一系列复杂的谈判。但他（她）会发现，自己将在国内外两条战线上腹背受敌，所拥有的选项极其有限。这也是卡梅伦改变先前主意，第一时间宣布辞职的现实原因，更是乔治·奥斯本不愿在他辞任后接任的现实原因

根据英国宪法，此次公投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所以英国议会必须通过法案，让脱欧变成现实。然而，在目前的英国国会中，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是反对脱欧的，这实际上就使他（她）每一次前往布鲁塞尔之前都会遭遇一大堆理智与情感上的诘难。他们当然会尊重公投的结果，但他们中恐怕不会有很多人为他们并不支持的政治目标积极出谋划策。

现实地说，虽然约翰逊和戈夫这样的脱欧派发表了许多激情洋溢的言说，但他们至今没有拿出任何明确的脱欧路线图，更别说法拉吉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了。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一次有成员国退出。1985年，格陵兰曾退出了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格陵兰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没有系统的法律体系，其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与英国相比更是九牛一毛。所以，欧盟这一边也没有什么现成的“脱欧判例”可供英国借鉴。

撇开欧洲法院管辖权和共同防务等政治军事关系，仅就经济层面来看，比较现实的一种方案是，英国同欧洲共同市场的新关系可以采取挪威模式。但挪威模式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事实上置身于欧盟外部、却不得不被动接受欧盟的指令但又没有投票权。例如，挪威对欧盟财政预算的贡献平摊到每个国民身上并不低于英国，它还要接受无限制的欧盟移民以及受到欧盟法规的约束……这显然是英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之所以要逃离，不正是为了追求这个目标的反面吗？

第二个选项是切断所有与欧盟相关的纠缠，只依靠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然后再争取磋商一项新协议。

挪威模式也许会得到一边倒支持留欧的英国国会的赞同，但必然遭致脱欧派的强烈反弹；而WTO模式则预计很难在这一届议会中获得通过。这个僵局只能通过提前大选来解决，但只要大选的结果不是一个一边倒支持脱欧或一边倒支持留欧的新国会下议院，政治上的瘫痪状态就仍将延续下去。

狂热的脱欧派人士很快就会认识到，撕毁一份持续了40多年的合同并不会像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这还仅仅是英国国内的政治，并未将欧盟其余国家故意制造麻烦的可能性计算在内。要知道，任何一份英国与欧盟的新协议都需要27个国家全体批准。

还有一种可能便是，英国政府不主动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欧盟方面也不急于逼迫英国与自己展开脱欧谈判。那样一来，英国就依然是欧盟成员国，公投结果被实际上冻结起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在我看来，也是对英国和欧盟双方最好的结果。但这种冻结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因为民粹主义政客永远都不会消亡，当他们想要伺机为自己牟求政治利益时，脱欧就是最好的炒作话题。

除非未来英国诞生一个超级能干的首相，否则与欧盟的脱欧谈判就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对英国这个素以保守主义和理性克制传统闻名的国家而言，这次公投所释放出的政治能量是史无前例和不可预料的。撕裂已经永久性地造成。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已暗示，再次举行公投也不是不可能的。还有人甚至预言，这次公投将彻底改变英国的政治版图，在把持政坛一个多世纪之久的保守党与工党双头政治格局之外催生一个新的中间派主流政党。

联合王国内部的离心力

长期来看，更严峻的是，脱欧以后的联合王国自身也将面临更大的离心力。

当奈吉尔·法拉吉和鲍里斯·约翰逊虚张声势地将6月23日称为英国的“独立日”的那一刻，人们听到的不仅是欧洲这片大陆断裂声，也已经听到了不列颠这个岛屿的断裂声。

撇开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经济理念等传统因素，现代欧洲这个联盟与英国这个联盟在性质上多少是有相似性的——即构成普遍的“英国认同”的纽带并不比构成普遍的“欧洲认同”的纽带牢固多少。如果你同英国人有所接触，你就会发现，无论在英格兰、威尔士还是苏格兰，很少有人会称自己是“不列颠人”，他们只会说自己是“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更别说地理上不属于大不列颠的北爱尔兰人了。英国国内不同地区的人们对英国和欧洲的态度有着鲜明的区别，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脱离了欧洲，英国本身的现有架构也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许多人应该还记得2014年11月的那场同样喧闹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最终55%多一点的苏格兰人支持留在英国。

现在面临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是，苏格兰是否会再度掀起独立呼声？早在23日的公投之前，苏格兰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领袖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就曾表示坚决支持首相卡梅伦关于英国应当留在欧盟的呼吁。同时称，如果公投结果英国决定退出欧盟，那么可能会触发苏格兰再次举行独立公投；而一旦退出，苏格兰将以独立国家的身份重新加入欧盟。

在6月23日的公投结果出炉后，已经有苏格兰政界人士建议，发起另一次“脱英”运动。暂时看来，苏格兰再次举行独立公投的可能性不大。首先，在2014年未能赢得独立公投之后，执政的苏格兰民族党上月在爱丁堡议会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失去了多数席位，从而在法律上丧失了发起大规模政治动议的主导权。此外，公投这样的宪法行动还必须获得英国国会的批准，而当下的威斯敏斯特宫不可能接受苏格兰人的这种“挑衅”。

但问题并不会因此就消失。

英国有着泾渭分明的民意地理分界，意识形态上更为左倾的苏格兰和天主教人群占优势的北爱尔兰，通常有比较强烈的欧洲认同。相反，历史上与英格兰的恩怨使他们的英国认同十分淡漠，有时经常还激烈排斥，这一点你只要看苏格兰国家足球队与英格兰队比赛时那种面貌便可一目了然。

逻辑上说，支持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留在联合王国的理由跟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成员国让渡一部分主权，从而提高有效行动的能力。如果英国要离开欧盟，对于苏格兰而言，退出一个更小的联盟以换取另一个更大联盟的成员身份是很有道理的，而且这还能提高他们在英格兰人面前的地位。

事实上，不仅是古老的民族情感纽带，英国脱欧还会在这两个地区触发现实的法律问题。

作为两个相对自治的地区，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写入了对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分权协议中。未来在这两个司法管辖区废除欧盟相关法律，分别需要得到苏格兰议会和北爱尔兰议会的批准。尼古拉·斯特金已明确表示，苏格兰民族党将竭尽全力对此予以否决。如此，则一场宪法危机不可避免，而苏格兰举行二次公投的理由也会变得十分充分。

因此可以说，6月23日的公投结果为一直鼓吹独立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送上了一份大礼，英国脱欧也肯定将为2014年公投失败后渐趋偃旗息鼓的“苏独”运动注入新的活力。

再看北爱尔兰，如果英国脱离欧盟，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看不见的国界将成为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外部边界。英国脱离单一市场并实施移民控制将意味着恢复人员和贸易的跨境检查，这是与爱尔兰有着骨肉相连的许多北爱尔兰人绝不能接受的。

英格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多数英格兰人在公投中选择了脱离欧盟，但英格兰和整个英国的心脏——伦敦——却并不想与这些人结成共同体。而且，伦敦人已经抢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人之前展开行动。

公投结果出炉第二天，一个呼吁英国议会推翻上周脱离欧盟决定的请愿活动便在伦敦发起，迄今已征得近400万个签名，而且签名人数还在增加。

伦敦市拥有850万人口，而整个大伦敦地区则有1350万人口，经济总量占英国GDP的五分之一以上，也是英国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伦敦市的经济规模相当与欧盟重要成员国瑞典，它还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时尚之都，世界各地的游客每年在伦敦的支出达到200亿英镑。伦敦的经济充满活力，失业率不到3%；人口平均年龄要比英国其他地区年轻得多。

经济的开放和社会的多元化决定了伦敦的世界观和欧洲观与英格兰其他地区迥然有异。目前仅生活在伦敦的法国公民就多达30万，比法国第六大城市的人口还要多。在不久前的市长选举中，伦敦人对在英国出生的穆斯林候选人萨迪克·汗的支持票数创下纪录，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们的多元政治理念。伦敦或许不会像苏格兰那样寻求从英国独立出去，但如果英国真的脱欧，这个英国首都将很有可能会向国会索取更大自治权，甚至为了保住自身的欧洲金融中心地位而单方面与欧盟缔结相关协议，从而使自己成为联合王国内的一块飞地。

从这次公投选票的分布情况来看，尖锐的政治分歧不仅体现在于伦敦、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个地方，大城市与农村、英格兰各郡与凯尔特地区之间都存在分歧。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英国未来的完整性构成了潜在的压力。

在脱欧派庆祝英国成功脱离自己所在大洲之后的若干年里，那些“小英格兰主义者”(Little　Englander)和苏格兰独立派也许也会获得许多庆祝的机会。

除了横向的地域分歧，纵向的代际分歧可能使会给英国未来政治纷争提供持续的温床。

无论是公投前的民调还是公投计票结果均显示，总体上看，支持留欧阵营的年轻人居多，他们更关注未来；支持脱欧的老年人居多，大不列颠昔日的孤立传统对他们更有感召力。在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投票留欧的高达四分之三。正因为如此，卡梅伦在公投宣传活动期间曾一再鼓励年轻人踊跃前往投票站，希望他们在投票日把自己对于欧洲未来的“希望和梦想”转化为行动。

但政治上的普遍冷感是当今全世界民主国家内青年一代的普遍状况，老年人的投票率高于年轻人。这造成了一个后果，正如许多年轻选民愤愤地说的那样，决定是老一辈作出的，最终承担长期后果却是年轻人。这为英国政治的未来埋下了不稳定的引线。

结语

公投的结果虽然已经一锤定音，它的余波注定将在未来会对英国社会造成持久的分裂。

戴维·卡梅伦算得上是当今这个平庸时代中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但他的豪赌很可能会让他留下这样的名声：一个分裂者，不仅分裂了欧洲，也分裂了保守党，甚至还分裂了拥有数百年伟大历史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而他原本的理想恰恰是弥合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