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风不相识︱“德国的欧洲”靠谱吗德国在欧洲是个“后发”大国，又据守大陆腹地，别说欧洲邻国，就连域外大国，也对“德国崛起”提防几分。战后欧洲一体化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把德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捆绑起来，把德国改造成欧洲和平与繁荣的内在力量。
然而，经历战后数十年的稳健打拼，德国又成了欧陆最强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由于欧元疲软，德国的机器、设备和汽车变得更便宜，德国产品出口因而受惠。法国经济乏善可陈，更衬托德国“中流砥柱”地位。
此外，德国也是欧洲重债国的主要“债主”和“金主”，欧洲债务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德国的参与。欧债危机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意大利总理蒙蒂、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四位领导人商议问题时，经常是默克尔独自坐于会议桌一边，法、意、西三国领导人坐在另一边，正是德国领袖地位的生动写照。
德国在危机中逆流而上，是欧洲经济分化、失衡的表现之一，也是全球经济分化、失衡的表现之一。正因如此，南欧民众认为德国的强大建立在自己“受欺负”的基础上，有南欧报纸把默克尔比作希勒特。而德国的大量贸易顺差，也在国际上招惹了不满，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德国对美贸易顺差太高。今年5月，特朗普访欧期间说了句让记者们津津乐道的大白话：“德国人坏呀，实在是坏！”
欧债危机后，媒体纷纷认为，“欧洲的德国”恐将把欧洲变成“德国的欧洲”。出于务实考虑，不少欧洲精英确也希望德国能够承担起领导欧洲的任务，带领欧盟走出困境。
要想知道“德国的欧洲”靠不靠谱，首先需要理解，为什么德国会有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而这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德国模式”源自德国独特的历史经验、文化特点、社会关系等等，涵盖很多侧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有两个特点：一是“ 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二是依赖出口。前者是德国国内经济政策的特点，后者是对外经济政策的特点，两者相辅相成。
“秩序自由主义”一词是由德国弗莱堡学派提出的，是战后德国重建依据的主要经济理念，迄今仍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秩序自由主义同时强调“秩序”和“自由”，即为了保障市场自由有序运行，政府要监管市场。它提倡“社会市场经济”——市场竞争之余，重视公民权利和基本的社会保障。
“秩序自由主义”具体的经济政策也颇具特色：物价稳定至上，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个人要承担自身风险，银行的损失不应由整个社会承担；国家不应过度干预经济，政府应该施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不能乱花钱、乱印钱）。因此也有人将德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倾向概括为 “通缩文化”、“稳定文化”。
德国这种独特的经济理念源自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在上世纪20年代德国的通货膨胀至今仍是德国人心中噩梦。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Adam Fergusson）对这段历史曾有细致描述：鞋厂以鞋券当工资，工人可拿鞋券去面包店换面包，去肉店换肉；有个美国人拿着一张面值5元的美钞，在柏林找不到一处地方有足够马克找换；由于马克的汇率一天内浮动多次，餐牌的价钱也相应调整，以至于有时买一杯咖啡，点餐时说好5000马克，结账时就涨价至8000。正是这种惨痛经历导致德国人在经济上谨慎求稳。
“德国模式”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依赖出口。从19世纪晚期起，德国就是一个出口大国。今天我们看德国，总把德国看作西方发达国家。但德国起家之时，属于工业革命的后来者，落后于英法。和今天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德国的经济建立在高储蓄、高出口的基础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把这个传统保留了下来。现在，德国虽已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仍以西方头号出口大国、贸易盈余大国著称。德国国内的通缩倾向（严格控制物价和工资），有助于提高德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德国模式”的影响是全欧洲性的。其一，德国很多周边国家都是德国经济区的一部分，这些国家与德国有复杂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比如说，荷兰为德国提供重要的商业服务，中东欧国家则是德国企业的投资乐土。
其二，众多欧洲国家愿意学习德国模式或与德国模式进行协调。欧洲汇率机制（ERM）在1979年创立后，法国和意大利的货币与德国的货币“同甘苦、共命运”。意大利在1992脱离ERM后，在1996年重新回到ERM的怀抱。法国在1983年也曾试图脱离 ERM，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由于种种历史和经济原因，法国和意大利都认为应与德国同步，以便共同分享在国际舞台一展实力的机会。
其三，德国还通过欧洲一体化将自己的经济理念贯穿到整个欧盟。德国的稳定文化通常被认为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设计的根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东西德合并导致德国政府开支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因此增加）、国内需求高涨（贸易顺差因此变逆差）。为了将财政赤字控制住以及重新实现贸易顺差，德国在当时的欧洲货币联盟谈判中主张：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应保证政府赤字和债务分别控制在GDP的3%和GDP的60%以内、通货膨胀率保证在2%以内。欧盟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将德国的这些提议制度化了，德国的通缩政策等于推广到了整个欧盟层面。欧洲央行被看作德国央行的翻版，且就坐落在德国城市法兰克福。
德国模式的“欧洲化”对德国有好处。得益于欧盟对政府开支和工资涨幅的严格控制，德国的通胀率和单位劳动成本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有力助推了其出口。德国在1993年和2002年有过两次经济衰退，但都很快走出来了。因为紧缩政策同时也抑制了国内消费，因此德国的出口远多于进口，贸易盈余迅速增加。此外还有一些与德国国情比较相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奥地利、丹麦等，也因加入欧元区而增加了出口。
但与此同时，德国模式的“欧洲化”某种程度上却导致了南欧国家的债务。加入欧元区之后，南欧国家无法靠货币贬值刺激出口，因此更依赖国内消费。为了维持国内消费水平，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在内的南欧国家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入欧元区之后，南欧国家的国家信用提高，借债利息下降，有利于这些国家借债。
欧洲央行不敢通过加息打压南欧的高通胀（因为加息对北欧国家不利），而高通胀使得南欧国家的借债成本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北欧国家通过出口创造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因此北欧国家的银行也需要通过购买南欧国家的政府债券来为自己的资金找出路。就这样，在国内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南欧国家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的模式便被进一步强化了。
因为国内资金充足，欧元流通后的头十年，南欧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对外部资金依赖增加、出口能力下降、以及所积累的债务，也让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更容易受到冲击。
某种意义上，欧洲危机正是由“北欧（出口国）v.s.南欧（消费国）”这种不平衡的结构导致的。欧债危机之后，结构性的失衡反而进一步加剧。
为了获得欧盟援助，重债国纷纷施行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南欧国家失业率飙升、大部分地区收入下降。而北欧国家所承担的成本较小。因为救助款主要是贷款性质，不是真正的“财政转移支付”。而且救助南欧国家也就是救助北欧国家自己的银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给希腊的救助款，三分之二以上相当于用于支付利息（这部分相当于是救助了北欧的银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流入了希腊的财政。
南欧国家也被迫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增加出口竞争力。但是，政经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受到很多因素制约，每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有独特性，只能某种程度上学习别人，却无法照搬。南欧国家的条件本不利于出口。除去职业培训、高端产业工人、产业体系这些不说，南欧还缺少整体性的劳资协调制度。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通过控制单位劳动成本来增加出口，那么就只有施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而紧缩太过，影响国内消费，经济就会停滞。
那么欧盟的结构性失衡是不是一定会导致欧洲走向死胡同呢？
也未必。 以德国为代表的出口大国如能主动承担起“照顾”消费国的成本，那么，欧洲就能走出困境。假设德国同意财政一体化、出台欧元债券，那么德国就相当于无限地为希腊作担保，这样投资者就会恢复对希腊的信心。假设德国能够主动承担欧盟军事、安全上的开支，那么法国就可以更多地将财政收入投入到国内消费中去。当然，作为回报，德国企业可以将欧盟进一步“德国化”，把欧盟打造成为自己产业升级的广阔基地，并且使欧盟成为国际上更重要的战略力量。 如果德国能完成这种转变，那么将意味着德国从经济结构上和心态上都彻底完成了从“工业化后起国家”向“地区领导者”的转变。
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共处是历史性的，其共处之道并非时时固定。遇到障碍时，经过调整，有可能会找到新的共赢之路。目前的最大阻力来自德国内政——德国民众不太可能同意“给别人掏钱”。因此，实现这种前景需要德国政治精英极强的洞察力和意志力。如果德国无法承担新形势下的历史责任，那么欧元区内部的“二元结构”还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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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翼党派为何成为德国大选的最大赢家？
另类选择党已经宣布，将就德国对难民问题的处理开启议会调查，以“狩猎默克尔”。
安晶 2017/09/25 13:49 | 来源：界面新闻
德国东部城镇帕瑟瓦尔克距离波兰只有30公里，在柏林墙倒塌前，这里生活着1.6万居民。
两德统一后，当地的公司和年轻人纷纷前往西德发展；如今，帕瑟瓦尔克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60岁以上的居民占到了总人口的35%。当地的失业率为12%，远远超出了德国的平均水平。
这里正是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票仓之一。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当地一名居民抱怨“现在有太多外国人了，他们的人数都要超过我们了”；虽然实际上，帕瑟瓦尔克只接纳了60名左右的难民。这位居民在9月24日的德国联邦选举中为另类选择党投了票。
在周日的选举后，出口民调显示，默克尔将成功获得连任、第四次担任德国总理。但这次选举中的最大赢家并不是被称为“西方秩序守护者”的默克尔，而是首次杀入联邦议会的另类选择党。
根据民调统计，另类选择党拿下了13%的投票，将成为继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联盟以及舒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之后的第三大党。
对于默克尔的联盟和社民党来说，这次选举是其自二战以来的最差表现，分别获得了33%和21%的选票。原本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已宣布成为反对党，不加入执政联盟。
而对于2013年才成立的另类选择党来说，这次选举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在631个席位的联邦议会中，该党将占据80到88个席位；虽然二战后，曾有多个民族主义党派参与了西德政府联合执政，但另类选择党是第一个单纯因民族主义口号而进入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
除了为胜利进行庆祝之外，另类选择党已经宣布，将就德国对难民问题的处理开启议会调查，以“狩猎默克尔”。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该党的联合领导人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承认，正是默克尔在2015年实行的欢迎难民政策让另类选择党起死回生、支持率暴涨。
反对移民和穆斯林的另类选择党呼吁更改宪法、取消当局对避难申请者的听证、直接把首次被拒的难民遣返回国。该党同时要求关闭德国边境、在海外设立拘留处，以阻止难民前往德国。
文化上，另类选择党要求对德国文化进行保护，防止被“伊斯兰化”；在经济和外交上，该党要求德国取消遗产税、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对德国是否离开欧元区进行公投。
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另类选择党从议程到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党由一群经济学教授最早在2013年组建，目的是抗议德国为希腊和其他欧盟国家提供救助金。
德国2013年的联邦选举中，刚组建的另类选择党获得了4.7%的投票，没有达到能进入议会的5%。这之后，党内部对该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分歧，很多成员选择离开。
2015年的难民危机对于正面临解体的另类选择党而言，成了一颗意料之外的还魂丹。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在此次大选中，反对移民是另类选择党受欢迎的唯一原因。
现在的另类选择党主要分为两派：以高兰德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及以党魁佩特里（Frauke Petry）为代表的相对温和派。
高兰德与佩特里。图片来源：网络现年76岁的高兰德曾做过律师、记者，他曾在40年的时间里都是默克尔基民盟的成员，但正是这位前基民盟成员发表过大量极具争议的言论。
在大选前，高兰德呼吁德国应该为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此前，他还称德国联邦政府融合专员、土耳其裔的厄茨奥乌茨（Aydan Özoğuz）应该被放逐到“安纳托利亚”，也就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该党的另一名激进派成员戈特伯格（Wilhelm von Gottberg）曾将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大屠杀称为是各国“让德国人和德国历史背上罪名的工具”。
另类选择党的女党魁佩特里对该党部分成员的发言表示过不满，还试图将极端成员从另类选择党里分离出去，但最终没有成功。现在，这位党魁已经被边缘化，不再出席该党的重要集会。
取而代之的是曾在高盛、安联和中国银行工作的经济学者威德尔（Alice Weidel）。虽然威德尔经常为高兰德的言论灭火，但德国媒体曝光的邮件显示，威德尔发表过种族歧视言论，因此她的温和派形象也遭到了质疑。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欧洲问题学者穆德（Cas Mudde）在《卫报》上撰文认为，从曾经出现过的民粹激进党派的发展来看，这类党派一旦进入议会之后，将会因为内部分裂而出现分化。
穆德认为，由于内部斗争和意识形态差别，投机主义的另类选择党将分化成资本主义保守派、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分子和极端分子等多派，因此很难在议会中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
除此之外，穆德指出，给另类选择党投票的60%的选民都是因为“反对其他党派”，只有34%是因为支持另类选择党，这说明该党与选民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选民们给该党投票不是因为支持其主张，而是因为不愿意再支持主流党派。
德国之声同时指出，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当年的东德地区。然而从难民的接收人数上看，德国西部接收的难民远远多于东部。
报道认为，两德统一后遗留下的经济问题和东西地区的发展差异是东部地区选民不满的主要因素之一。用当地一位选民的话说，另类选择党的成功是源于当地人的“无望、希望找到简单的解决办法和更好的生活”。
此次选举的出口民调出炉后，除了表示达到了政党联盟的“战略目标”之外，默克尔同时承诺将倾听另类选择党支持者的“担忧和焦虑”，以赢回这些选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