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讲师不应该做科研匠人
|
让青年讲师不再做科研“匠人”
听到湖南教授做职称评委开房收钱消息的那一刻，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教育学院的宋涛教授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几年前，他就听一位在外地高校任教的评委朋友抱怨，每年临评前，家里来客总是络绎不绝，都是全省托各种关系找上门来的，每次都是在家接待到凌晨三四点，严重影响了家人休息。
“存在即合理”，在宋涛教授看来，一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边是对掌握生杀大权的评委缺乏监督，“如果不把偏离的评价指挥棒拨回来，丑闻的发生难以禁绝”。
学术GDP凸显行政化之弊
参与过多次评委工作之后，宋涛教授越来越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宋涛感觉，评审看似都由专家来完成，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按照行政化规则进行。
比如申报者发表了几篇文章，是否符合条件，打分的等级都由行政人员做好，最后发给评委的就是一张满是数目的纸，比如说一位作者发了4篇文章，出了一本书，拿了一个课题，“评委们看到的都是数据”。
打分的标准是由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决定的，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专家评审时却难以发掘，“有的地方在评审职称时，甚至只要求提供论文封面和目录的复印件”。
拿到数据之后，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评议，再根据打分定出基本排名，最后考察面试时再平衡一下。
在宋涛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很滑稽的角色，“第一是数数，第二也变成行政人员的一部分，因为平衡本身就是政治学的概念”。
宋涛认为，签字的都是学者，行政人员没有在任何一个环节签字，但这一切无法遮蔽行政化主导的“指挥棒”，简单化、指标化对待教育，而专业的学术评价则被淡化，“行政权力干扰了学术权力”。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胥青山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
在他看来，职称指标的数字化背后就是高校追求“学术GDP”，使“教师”变成给科研打工的“匠人”，越来越脱离教师教学的本质，也脱离了大学育人的本质。
胥青山教授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大学目前还是在由行政部门来管。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政绩需要靠数据支撑。显而易见，申请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经费是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考核便利，逐步成了考核标准。而教书育人是软指标，短期内难见政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论文买卖成为一个内部公开的产业，评审拉关系、走后门，让学界人心涣散，学术道德日渐腐败。
“不是没有发现问题，是谁也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这位学者认为，学校一级的改革面临现实困境，一方面面临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一方面又涉及学校的经费，改一下，不用别的，等大学排行榜一出来就坐不住了，“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站出来，不能让改革总成为下一届的任务”。
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
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周光礼教授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年轻老师喜欢到偏远省份高校任教，刚评上教授副教授又想方设法调走。
原来，在一些博士博士后相对稀缺的地方，可以单独给评审指标，相当于有了职称直通车，于是，很多“机灵”的人专门喜欢到这种高校工作，利用很短时间就能评上副教授、教授，再往东部和沿海地方调。
在他看来，这种荒谬的“曲线救国”背后，凸显的恰恰是当下职称评审之弊，“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
指标有定数，标准却相对灵活，国内高校在职称评审的操作过程中，潜规则由此盛行，备受诟病。
有专家指出，国外经验值得借鉴。以美国为例，职称评审的标准是确定的，指标却相对灵活，由各单位根据需要来确定标准和指标，一般不受名额限制，“谁达到标准谁上，达不到标准谁也别想通过潜规则上”。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邓志祥认为，对高校教师而言不公平的一点是，教师的水平水涨船高，一般都远远高于要求，但由于指标不够，不能享受相应的声誉或待遇。
他就此开出药方，建议高校对教师采取“评聘分离制度”。
邓志祥介绍，当前高校对教师采取的都是评聘结合的制度，即学校的教师评上了副教授，学校就会以副教授的职称来聘任他；评不上副教授，就依然是以讲师的身份聘任。
在他看来，中小学已经推行的“评聘分离制度”值得借鉴，当一个教师达到副教授的资格时，就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来评选，给予他相应的评审资格，让他享受副教授的名望、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学校聘不聘任他由学校自己决定，“这样，在副教授的评选上，就减少了人为的障碍。也可以大大促进高校教师的流动”。
邓志祥同时呼吁，打破职称的终身制，让职称“能下能上”，从根源上消除职称买卖的市场需求，使学术评价回归良性生态。
邓志祥说，在现有的评价机制下，如果一个教师评上副教授，岗位、职称就不可能往下降了。这也造成了很多单位一个怪现状，讲师拼命干活儿，一旦评上副教授之后什么都不做了，照样可以在副教授这个岗位上待一辈子，一劳永逸，“严重制约了学术资源利用和青年人才的发展”。
几年前的一则消息依旧存在于青年讲师张智杰的记忆深处。
2010年7月，杭州师范大学出台“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宣告“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时任校长叶高翔说：“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张智杰期待，什么时候自己的学校也能做出改变，“毕竟评职称不应成为每天做梦都会想的事情”。
（应受访者要求，宋涛、张智杰为化名）
湖南大学教师杨飞因无论文被转岗 微博发万言公开信引争议
来源：新华网 2013-10-10 10:41:45
https://www.guancha.cn/Education/2013_10_10_177421_s.shtml
湖南大学教师杨飞（图片来自其微博相册）
近日，在湖南大学当了11年教师的杨飞发微博称，因没有发表论文，他被学校转到图书馆工作，引发网络热议。湖南大学人事部门向记者表示，杨飞在科研业绩方面有“硬伤”，转岗属正常人事调整。
转岗前，杨飞是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名讲师，为本科生讲授管理学、经济学等课程。他在10月4日发出名为《致工管院的朋友们及湖南大学教研同仁的一封信》的图文微博称，因为没有发表论文，被转到图书管理员岗位。在信中，他用大篇幅解释了自己没有发表论文的原因，指出当前学术论文发表、科研项目申报方面的花钱买论文、学术造假和抄袭等种种弊端，提出“坚决抵制”。
杨飞的遭遇，引来网友3万余条转发和近万条评论关注。部分网民以自己的经历为例，支持杨飞的观点，认为杨飞“说出了不少老师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但也有不少网民对杨飞科研能力提出质疑，指出不愿花钱发论文不是没有论文的借口。
“自己还是挺喜欢教书的，有点舍不得。”杨飞8日下午告诉记者，他自认作为一名教师是合格的，几年来都超额完成教学任务。因为从来不照本宣科，平时上课也比较受学生欢迎。之所以不愿发表论文，最重要的原因是觉得自己还有不足，应该要做得更好，出手就要是精品。
湖南大学人力资源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杨飞转岗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整。湖南大学自2011年8月起实行教学科研系列全员聘用制，符合一定教学、科研条件的教师才能被聘任教学科研系列岗位，不符合条件的转岗或低聘。同时，为一些部分达标的教师设立了过渡聘任期，督促他们在过渡期内提升教学、科研履职能力。
据介绍，湖南大学人事部门在2011年根据杨飞的教学、科研业绩，与他签订了2年制过渡聘任合同。2年期满后，除无学术论文发表这一“硬伤”外，杨飞在教学方面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学校为此决定将他转到更适合的岗位工作。考虑到他的摄影、运动特长，提供了图书馆和工会两个单位供选择。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一名教授说，杨飞平时基本能够完成教学任务。之所以执教11年才被转岗，是因为“学校不同发展阶段对教师会有不同的要求。湖南大学作为一所‘985工程’高校、研究型大学，对教师确有一定的科研要求”。（新闻完）
以下为杨飞发表的公开信：
杨飞致工管院的朋友们及湖南大学教研同仁的一封信各位朋友和领导：
今年7月，学校通知我不予续聘，原因是过去两年我没有完成科研任务：没有在任何杂志上发表论文。人事处拟让我转任图书管理员。这是个好事。我喜欢书，也很高兴能为喜欢书的大学生们服务。不过，从7月到现在，不断有同事和朋友询问我转岗的原因。此事说来话长，我干脆利用国庆假期写点文字解释一下。
工商管理学院130多位老师，我是唯一被转岗的。湖南大学两千多老师，这次转岗的也只有七人。按某些同事的理解，这是给工商管理学院丢脸了。说实话，湖南大学对讲师的科研任务要求很低，两年发表一篇论文即可，而且对期刊等级没有要求。理论上说，任何野鸡杂志发表都行。
众所周知，在二流杂志上发一篇论文，只要给点钱（版面费），那实在是易如反掌，很多本校学生都干得比我强。为啥我不去干？科研不合格意味着饭碗不保，难道我不知道其严重性？作为一个10多年来战斗在管理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学第一线的任课老师，这么简单的事都干不来，最后导致下岗，很多同事觉得不可思议。
不瞒你说，我自2002年离开企业界来湖南大学教书，十多年来没有公开印刷发表过任何科研论文，也没有申报任何级别的科研项目。说我科研工作不合格，确实名至实归。但是，不发论文并不说明我没干科研。正相反，我在低碳经济学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数篇论文成果也早已在我自己的网站和微博上公布。但为啥不申请项目课题，也不去期刊发表？个中缘由，乃是出于我自己的“三个凡是”原则：1．凡是行贿受贿的事，再小也不能干；2．凡是不属于自己应得的钱财，一分钱也不能拿；3．凡是没有流传价值的东西，再短也不应该印刷出来。
下面分别谈谈以上三点，并说明一下我多年来从事的“地下”科研工作，最后提几点对高校科研工作的个人建议，大家砸砖。
先说说1．凡是行贿受贿的事，再小也不能干。
早在今年3月，学院领导就通知我必须在5月之前发表一篇论文，否则岗位不保。虽然鄙人的两篇低碳经济研究论文还待完善，但为了饭碗，我还是联系了好几家杂志。情况是，每家都说发表没问题，但都得先交钱（版面费），从一千到数千元不等。因为我要在两个月之内发表，加急还得另外加钱。最让我诧异的是，有编辑居然电话暗示要给点个人好处。
千言万语我可以总结一句话：要发论文，没钱免谈。针对我的批评，有位老师说，你不发表论文已经多年了吧，不知道学术文章现在都是要交钱的吗？这不是潜规则，这已经是明规则，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干不见得就合法。贪污腐败横行中国，是不是因为干的人多了，就合法了？
现在有一件事，不给钱怎么也办不成；一旦给钱，达不到要求也能给你办了。如果这还不算行贿受贿，那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行贿受贿了。而这正是很多学术期刊的办刊现状。
我要提醒诸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在2000年就发布了《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明文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供稿人和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2002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2005年颁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都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任何单位都不得“约稿收费”“出卖、出租版面”。
本人坚决支持新闻出版署的规定。作者倒给钱给出版商，这是哪门子逻辑？工管院的老同事都知道，我业余爱好摄影和写作。十多年来，我的图片和文字作品发表了一大堆，从地方报纸、航班杂志到国家地理，每次都是我坐在家里收钱。从哪一年起，作者给杂志社投稿，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交出去，还要倒给钱？这明显违背了著作权法，违背基本的逻辑。事实很明显：版面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它是不折不扣的索贿受贿行为。
有编辑朋友曾辩解说学术期刊发行量不够，学术杂志社理论上属于非盈利性机构，不收费无法生存。这毫无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强制收费的非营利性机构。期刊收费，直接证明了其就是盈利性的。非营利性组织只能靠财政拨款以及自愿捐款来支持。如果混不下去，干脆关门好了，改为电子出版不行吗？不要当了婊子还立牌坊，强制收费还说自己非营利性。再说了，学术期刊也受新闻出版总署管辖，通俗期刊不准收费，学术期刊难道可以例外？
有朋友曾劝我，不就几千块钱吗，吃饭唱歌一晚就没了，都还不够你的汽车买个保险，事关饭碗，你就不能变通一下？我实话实说，这二十年来，我没有妥协的传统。中华民族传统古训有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面对歪风邪气，每个人都要坚决抵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小学老师不是这么教导大家的吗？
我要再次明确态度：事无论大小，钱无论多少，凡是行贿受贿，对不起，一分钱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
我愿意再举个小例子。2004年我在岳阳考驾照，考场三令五申严禁收受任何现金或礼品，违者严惩。但头天晚上我们组还是决定凑钱每人买一包蓝色软包芙蓉王，第二天装在塑料袋里带上考试车，据说这是岳阳考场的潜规则，别的组都买了。大夏天挥汗如雨一起练车一个多月，我真的不想得罪本组朋友们。一包烟70块钱实在事小，但它违反了我的原则。最后，我是本组考生中唯一一个没买烟的。
每个人都在抱怨行贿受贿，从驾校、医院到学校，没有一个人愿意送烟，送红包，没有一个人愿意交版面费，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事，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基本没人敢站出来说不。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大家都这么干的，我也是没办法”，满大街都是这样的托辞，这个社会只会越来越黑。金钱与学术赤裸裸的交易，吞噬了国家财政，加剧了学术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学界目前的情况，和高校的每位师生都脱不了干系。
现在的校园里，代办论文的广告已经泛滥成灾，贴在岳麓山的大树上，在教员休息室里，在大学的停车场上，在打印社的门边，在每个老师的信箱和电子邮箱里。“版面费”、“加急费”、“增刊费”等等收费名目，使发表学术论文变成了一条黑生产线。这些广告有少数骗子，但更多的是诚信经营的，有的还只交定金，发表之后再付全款。学校打印室的小妹都很热心地介绍这些诚信期刊，而且包开发票，要发哪里发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论文了，呵呵。少数期刊编辑和论文贩子掌握了大多数高校师生的命运，这不是个笑话吗？
根据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的团队2010年1月的研究结果，我国买卖论文已经形成产业，销售额达到10亿元。这还只是保守估计，有的估计为20到30亿元。这绝不是无中生有。有学生毕业后告诉我，很多毕业论文就是在淘宝上买的。我很高兴离开教学岗位，原因之一就是终于可以不指导本科毕业论文了。大部分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极其低劣，很多就是抄的买的。我呼吁过多次取消本科毕业论文。一个假东西，从学生、教务、系部到学院，大家都玩得那么high，活生生的皇帝新衣再版。
2．凡是不属于自己应得的钱财，一分钱也不能拿。
不发表论文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也不申报科研项目？兄弟我一直认为，就人文社科研究来说，重大成果不是靠钱堆出来的，人文社科研究只需要敏锐的观察与独立的思考。如果花钱上项目就能搞出重点科研成果，那阿拉伯酋长和山西煤老板早就是、是全世界最学术的人了。除非需要请人做问卷调查，否则申请了一笔项目经费我也不知道怎么花。假如搞来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最后该如何在财务处报账？个人开支若以科研经费报销，此种行为形同偷窃，应为广大高校师生所不耻。
本人一直独立从事低碳经济学研究。几年来，我没发现有地方需要花钱。图书馆是免费的，办公室互联网是免费的，我的研究资料都来自这两个地方。没处花钱，我申报项目干啥？更正一下，我自己还是花了一点钱的。举个例子：所有的低碳经济学研究都有一个重大前提：全球气候正在变暖。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又是最重要的前提，说得不好听一点，如果气候变暖被证伪，所有的低碳研究成果立马变废纸。本人是气候学外行，为了快速掌握气候学知识，让自己的论文有理有据，我打印装订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气候变化综合报告》，全文好几百页，我一页一页仔细读过并做了眉批。一点打印费，我懒得去麻烦报销。
不知道诸位注意到了财务处报账规则的变化没有？从去年开始，学校财务处规定火车票只有往返的才能报销，遭致大家一片怨言。财务处也是没办法，因为已经堆积了太多子虚乌有的单程车票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单据。兄弟我一直认为，非科研开支以科研经费报销，这就是偷窃。
一方面财务处的科研账务一地鸡毛，另一方面，我花着自己的时间（和钱）搞研究，此种行为应该算得上科研活雷锋吧？然而我却被学校认定为科研不合格，这个逻辑在哪里？我觉得湖南大学应该推广科研雷锋精神，少上项目，给国家节约经费，把经费让给更需要的同事。大家部知道，高校现在变成了“项目化生存”，直接的经济利益都在于项目。某院长曾说，现在这么抢（项目），我们也知道不好，可是如果你不抢，你连吃屎都吃不上热的！即使不为个人，为了你所在的集体，你也不得不抢，这是一种恶性竞争。关键在于如何拿下项目，至于拿下来后怎么结项，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不愿意谴责湖南大学太多。归根到底，中国的学术腐败，教育部是最大的发动机。正是它各种各样的评价体制（和项目审批），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一方面导致大多数学者都落入了体制性圈套，为争夺眼前利益疲于奔命，急功近利，全然不顾个人、学校和学科的长远发展，乃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凡是没有流传价值的东西，再短也不应该印刷出来。
这里的流传价值，主要指以下三点：A．经得起时间考验；B．对学科有重大突破；C．对社会发展（百姓生活）有重大贡献。
经得起时间考验意味着几年，几十年甚至百年后，你的成果依然被人重视。目前大多数科研成果，别说几十年，绝大多数论文印出来立马就没人看，平均阅读人数小于7。不要说外人，本校同行都懒得瞟一眼。很多论文是典型的copy and paste，充斥着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名词。在我看来，如果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将一个概念解释清楚，十有八九是自己没有真正搞懂它，或纯属装B。
这个社会垃圾信息已经泛滥成灾，作为社会文化先锋的高校师生，不应再为这座垃圾大厦添砖加瓦。
有朋友在饭局时对我的观点表示疑问：你怎么知道某论文某书几十年之后不会成为经典？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标准在哪里？Well，未来当然不可知。但是，高校老师乃精英人士，学科精通，某篇论文某本书有几斤几两，自己应该心中有数。
鄙人愚见，目前中国高校科研状况一地鸡毛，以论文和项目数量论英雄。高校科研大跃进已经将中国推上了世界第一论文大国（发表数量）和第一书籍出版大国的位置，但是，中国哪几个学科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我所看到的是抄袭和造假肆虐，枪手和论文贩子横行，从院士评选到讲师晋升，都在玩虚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学术研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鄙人相当同意。
我之所以不发表任何不成熟的论文，还出于本人一个严重教训。本人业余爱好摄影和写作，2006年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滇藏星空》在北京出版。当时我挺高兴的，但此书今天再看我冷汗直冒，内容及写作手法都极显幼稚，恨不得就地销毁，可是数千本已在读者手里和图书馆里，如何是好？这垃圾现在变成了我自己的一个笑柄。我决定退休之前不再印刷出版任何作品，以免将来再次后悔。
真正的好作品陈年愈久愈显价值，但凡垃圾，堆积再多也是一滩破烂。请换位思考，作为读者，你在书店和阅览室翻阅那一堆堆垃圾时做何感想？各位兄弟姐妹，提笔之前要牢记，浪费读者的时间等于慢性谋杀。
任何公开印刷发表的东西，须慎之又慎。造纸业是地球上污染最大的行业之一，图书馆里堆积如山的垃圾论文和书籍是对环境最大的破坏。本人是一个铁杆环保主义者。
我顺便提一下湖南大学一个很不好的传统：自产教材。这也是学生吐槽最多的。我总是在想，如果每个学科只能选几本经典教材传世，有几本能出自湖南大学？除非确信能胜过公认的经典著作，否则我建议诸位老师不要轻易浪费宝贵的纸张。
我妈妈是中南大学退休教授，教了一辈子高等数学，桃李满天下。她也编过教材发过文章，但谈到对数学的贡献，她想了半天告诉我，还真没有。我认为她的教材和论文都是白忙乎，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我不想再重复我妈妈的做法。补充一点，不随便出版并不是说高校教师都不要写讲义。我的《国际金融》讲义已长达十万字，本身就是一本书稿，但目前我并无出版打算。
在目前的科研考核机制下，我其实可以理解诸位老师为啥要奋发写教材发论文，人都要吃饭不是？不过，钱够吃够用就好，作为高校老师，要耐得住一点寂寞和清贫。2002年我离开银行界来教书，就没多想过赚钱的事了。我在湖南大学的薪水，连投行同学的零头都不到。但是，湖南大学给了我丰富的图书资源和时间，让我能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
搞学问不是为了发财。淘宝开店，山西挖矿，哪个不比学校来钱快？每年发表一堆没人理的文章也许会换来一些奖金、职位或教授的头衔，但几十年后在学界没有任何人会记住你的名字。人生短暂，我若如此，到老一定追悔莫及。
人是要有一点理想的。我们需要为什么样的人生而奋斗，这是一个巨大话题，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展开。但有一条可以肯定，我不太注重目前立即的利益和好处，我一直强调经得起时间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出版的东西必须是精品，不管是期刊短文还是长书大作。急功近利，快速得来的东西一般都不是啥好东西。现在高校的年度考核，逼得每人每年都要出研究成果，结果无可避免：绝大部分是垃圾。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干。
人生成功无否，不是看你得到多少，而是看你贡献多少。这是我的座右铭，与诸位共勉。我之所以懒得去追逐大家都喜欢的职称和项目，原因正在于此。现在默默无闻甚至穷困潦倒我都不那么在乎。如果在我死后几十年，上百年，还有人在图书馆找我的著作，那就达到了我人生最大的目标：我总算为社会，为他人有所贡献。
基于以上“三个凡是”，我11年没有印刷发表任何论文，也没有申报任何科研项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从事研究工作。下面我简单介绍鄙人五年来从事的“地下”科研工作情况。
从2008年起，我的研究方向是能源与低碳经济学。我没有申请项目，也没有团队，本人独立完成并刊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综合分析》以及《论一切低碳经济学都是纸老虎》。
我的基本观点：目前的主流低碳经济研究和所谓的绿色能源都是皇帝的新衣，说简单点，都是蒙钱的主，基本属于搞诈骗的。（鉴于篇幅，此处不做表述，详见我论文分析）。
但是，2008年开始，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强行推进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产业。我通过自己的论文（及其他方式）表达了强烈质疑。多晶硅的制造正是污染最大的行业之一。抛开环保不谈，让我们只谈钱，在实验室里都还没有达到起码的经济效益，就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纯属瞎搞。这种政策的逻辑在哪里？
再举个电动汽车的例子，这也正是目前政府强力补贴的产业。表面上看电动车确实够绿色，但系统地看，从发电量增加的污染，动力电池的制造和回收，如果汽车全变成电动的，我预计将是更大的环境灾难。离开了国家的巨额财政补贴，新能源产业一天也活不下去。你可以小范围短时期大量补贴，但可能长时期大范围大补贴吗？这种盲目发展的政策，坑害了国家财政，肥了少数利益相关者。具体是哪些人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我在这里暂不点名。
少数人赚得盆满钵满走了，留下一个巨大烂摊子。新能源产业2012年陷入了全面危机。2013年3月，中国太阳能领军企业无锡尚德宣告破产，71亿元的政府指令性银行贷款直接烂帐。其他大型新能源公司如华锐风电和江西赛维也都陷入了裁员减薪的困境。但各级政府依然在变着法子力挺新能源产业。
各位兄弟姐妹，这里我愿再次强调，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是一个吞噬国家财政和百姓资产的无底洞。
2013年明某天，系里聚餐欢送一位老师去中科院工作，她正好在中科院从事低碳经济研究，而且他们研究所有一本相关专业刊物。我问能否把我的论文带去投稿。沟通了半天，她说：你这种论文是不可能发表的，中央已经决定继续推进新能源产业，我们中科院只研究如何推进中央的决策。听到这句话，我只能说，中科院低碳研究已死，有事请烧纸。
中科院这种所谓的研究已经背离了学术争鸣的基本准则，变成了决策者的马屁精，上面有什么祥的政策，马上就上项目为其歌功颂德。这可以理解，中科院是国家拨款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但是，作为知识分子，还是需要有一点骨气、良心，以及基本的治学素养，不是吗？
复旦大学的陈尚君老师曾评论现在的各种所谓学术计划与学术工程：“现在折腾许多的名义，不愿意从面上普遍提升教师的薪资，说穿了还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同样的钱，普赐民爵一级，没有显著的效应，必要堆成一个塔尖，让极少数所谓精英得到，追求轰动效果。其实这正是中国教育或学术腐败的根本。当代无神仙，大牌拿去还得雇人操刀，最后是集体平庸或造假。”
鄙人愚见，1980年代以来，全世界科学发展已经进入了瓶颈阶段，数学、物理和化学界三十多年基本没有重大突破，经济学等应用科学相对好一点（如果经济学可以算作一门科学的话），但发展速度也慢了下来。其他人文学科我就不说了，文学哲学之类的东西，根本不是可以研究出来的，也根本不是花钱上项目就可以搞出成果的。与科学发展逐渐减速相反，全球各国大学的科研要求却年年在加码。教师要年年出成果，大学也是年年新排名。这样一来，大家除了造假，已经别无选择了。学术造假是世界性问题，只是中国人更加厉害一些。
兄弟我是教金融学的。金融理论说一千道一万，可以总结五个字：快速钱生钱。从期货、期权到CDS等高级金融衍生工具，从1980年代到现在，金融业（及其理论）发展速度惊人。但本人的金融学讲义认为，这几十年来金融业的道路是彻底错误的。2008年危机以来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本应该帮助实体经济成长的金融业，变成了祸害实体经济的罪魁祸首。金融业正在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帮助少数人快速致富。
金融业目前这种情况乃是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缩影，这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快点把现金搞到手最重要，坑蒙拐骗在所不惜。理想这两个字已经是一种奢侈品。“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之类的广告词比比皆是。个个争先恐后，唯恐不能快速发财。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潮反映到高校科研工作中，其结果就是一窝蜂的高校科研大跃进。
科学研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搞的。干哪一行都需要有点天份才行。鄙人愚见，50%以上的大学老师不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素质，他们完成教学任务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每年出版论文，除了造假和花钱买，他们还有别的办法吗？目前高校强逼人人搞科研，和1958年人人大炼钢铁的阵势差不多，最后一地鸡毛，误国，害人，害己。
有鉴于此，本人有如下几条建议：
1．应再次重申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供稿人收取任何费用。有偿发表文章应定性为索贿受贿行为，立法予以严惩。高校师生要联合起来，抵制任何收费的杂志社，抵制任何论文中介行为。
2．教育部应取消70%以上的各种学术工程和学术项目，省下钱来提高教研人员的普遍待遇。
3．凡论文抄袭和造假，当事人一律开除。
4．严禁科研经费用于非科研开支，违者一律开除，并报司法机构。
5．高校人事考核制度一般不得包含论文数量指标，特别是人文社科专业。
6．对少数坚持要求论文数量的高校（专业），应该鼓励无门槛的无纸化论文发表体系。建议由教育部牵头设立全国科研论坛，任何人均可在论坛上注册，自由发表文章。博客、微博以及其他社交工具发表论文均可，只要证明该文章属本人原创。
假期短暂，文字仓促，诸位请多砸砖。
杨飞2013／10／4
PS：结束本文时，刚巧看到台北新闻，2013年度“晨兴”数学奖颁给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张益唐讲师。张益唐先生年界六旬，在新罕布什尔大学默默无闻教数学几十年，没有发表什么论文，只是普通讲师。2013年5月，张益唐在《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发表题为《素数间的有界距离》一文，证明了存在无数多素数对，并且每一对素数之差不超过七千万。2013年5月，《Nature》杂志报导了此重大成果。在丘成桐教授的邀请下，张益唐先生日前在哈佛大学给数学界人士做了相关专题讲座。
张益唐讲师是长期溃泊名利“真正做学问”的典范。兄弟我真心希望国内科研制度能有所改观，大可不用年年为蝇头小利奔忙，社会腐败之风也能有所遏制，诸位同仁能在有生之年为学科和社会做出真正的贡献。
（电子稿由凌宗伟根据杨飞长微博录入，经教育在线网站站长校对，个别文字略有改动和修正）
